 当20世纪初一股反传统风潮弥漫之时，经典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被一些新潮之士视如敝屣，甚至有喊出将线装书扔进茅坑的口号。然而，历史的发展是那样地不可思议，如今，在读书界与出版界却不断有“重读经典”、“回归经典”这类声音传出；一些热心的学者还煞费苦心地（或受托于出版界）为读者开出他们各自认定的属于经典的书目。存在总是有它自己的理由，这些现象的出现，虽然原因多多，或许还搀杂着某些非“经典”的因素在，但毕竟都是以“经典”的名义提出来的，经典本身货真价实，不必怀疑──终究是经典的魅力在起作用。在知识泛滥、信息泛滥的时代，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书市，实令人无所适从，难以度越，发出诸如“以有涯追无涯”一类的感叹。有识之士重新拾起经典作为金针，倒不乏返璞归真的味道，也确有实际的针对意义。 知识之受到尊重，是人类理性的表现，而读书无疑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任谁都不会否认。但是，就像生命的意义不全在知识一样，读书的意义也不全在知识的获取。或更明确地说，读书非仅为了求知，更在于明理做人，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语），成人成己，读书活动必须围绕人生问题而展开，才能获得真正意义，套用《论语》中孔子的句式表述就是： 不读书，无以言；不明理，无以立。 毋庸置疑，读书有益于人生，不读书，人就会变得浅薄、空疏。然书海茫茫，不谙“书性”者往往会被知识的海洋所吞没、窒息──“殆矣”，这就需要有一番取舍、抉择功夫，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且人生有限，谁都不敢夸言能读尽天下书。因此，在有限的生命中，读什么书，如何读书，就成为每个读书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主编、策划这套“经典解读”丛书的出发点。 经典既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又具有文化的象征意义。因为文化，才使人与一般动物、文明与野蛮有了区别。换言之，经典所提供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就像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中所言，经典的意义“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不在实用”，并非指经典无益于社会，而是说它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功利，是“无用之用”（王国维语）的“大用”，具有相当于宋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之意义，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与人文精神之根本的“源头活水”，此即《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序》说孔子“定《礼》、《乐》，删《诗》、《书》，赞《易》道，以明道德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 经典支撑起文化，充实并提升了文化的品位。经典在文化中的这种地位，如变换一下黑格尔在论及哲学重要性时的话语，可这样说，一个没有经典的文化，“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有这样一则趣闻，说的是英国某制造商，在收到了美国人赠送的一本《科学经营原理》后，不屑一顾，即回赠了一本古罗马经典作家贺拉斯的拉丁文诗集。这里所透出那种对文化的自信态度，是建立在对经典的拥有与推崇之基础上的。而正是这种对文化的信念，同时又成就了人格的自信、自尊，并使人能“言”、能“行”、能“立”──人是如此，而对民族、国家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前贤说，只要文化不亡，国家就不会亡。三户可亡秦，文化能托命。就此意义而论，经典的“实用”也可谓大矣！ 文化、文化，就是以文来化时、化俗、化人。经典，当然属于最典型的一种“文”了。文化有大小（就涉及的领域而言），经典的范畴也是很宽泛的，如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科都有它相应的经典，然而学科在发展，曾经被视为经典的，随着专业的进步而有可能被后来者替代、淘汰。而每个时代都有该时代所特别推崇的经典，但时过境迁，有些一度被誉为金科玉律般的所谓经典，转眼间却被遗弃了。为此，我们这套丛书对经典的选择，立足于“大文化”的角度，以慎重和严肃的态度，设定了几则最基本的标准： 一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二是开人类文化之价值源的； 三是能导人以正的； 四是必须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显然，这些标准也是构成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最起码的条件。 经典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漫漫历史，人类文明有时会走弯路，不少经典的命运也曾遭受过曲折、坎坷，但真正的经典，毕竟有它的生命力，最终还是以它自身的价值“存活”在人世间。（这本身就说明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价值所在）经典以文本的形式出现，但又不是一堆死文字。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已被视为经典般的名言，如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信奉。同样，今天我们重提回归经典、重读经典，其旨趣也在于找出经典所能提供的现代意义。而从经典所具的特性看，应该说是完全能承当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