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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生、发展乃至变化，固然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绝不是随机的，甚或可以受人任意摆弄的。经典的文本，如不待人去阅读，则只是本无任何意义的书；通过解读，经典的内在意义才可能得到豁显（注意： 豁显不是呈现）。其实，这个道理古人早就知道，如孔子教导学生们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所以，读书有善读与不善读之分，像子贡那样“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孔子就认可他“始可与言《诗》已矣”。 经典向我们提供多重的解读空间，而作为一个带有开放系统的经典，其意涵往往通过当代的境况及问题被激发，经典的话语也在现代语境下得到激活。这个看似后现代哲学的观念，其实乃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固有情态，由经典的内在性格所决定。当代哲学诠释学创始人加达默尔认为，经典的真理并不是现成的自明的恒常存在，如果没有人的参与，真理就无处呈现和生成，文本的意义也就无法传承和延续。诚然，以时代的话语（思维）去理解和把握经典，经典的真理和意义之发生及展开始终是个现代性（即时代性）的问题，是一个与现实人生的生存状态密切关联的永久不息、永不封闭的进程。但这只是一个文化现象，是经典的一种存在形式，却不能定义为经典的性质，更不能作为反本质主义的理由。我们认为，即使不承认本体意义上的“道”，也不能否定文化意义上的“道”。经典如果没有“恒常存在”的价值，全得由后人去发明、赋予它意义，那又何为“经典”，或不然，什么都能成为“经典”了。 存在的意义在过程中发生、显现，但任何的阐释都只能建立在“元叙事”基础上，这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不能绕过“文本背后”去生发思想，更不可抛开文本空发议论。鲁迅曾说过，一部《红楼梦》不同人读它会有不同的所见，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解诠释上的偏差，还不如说是作品本身所提供的丰富意涵更确切些。对经典的诠解固然要抉发它的时代意义，但时代性不等于随意性，否则就落为“野狐禅”了。就像有人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管怎样还是哈姆雷特，却不可能是李尔王或奥赛罗什么的。所以我们认为，对任何文本的解读诠释都是双向性的，但这种“双向”并不是无据无本的；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在价值始终是在先的。 当然，阅读需要理解。要读懂一本经典，还得具备一定的条件，诸如必要的文字语言常识，对文章结构的把握及对相关知识与文化背景的了解等等。而在特定的境况（譬如某种意识形态的干扰）下，经典的意义也会受到遮蔽、异化。所以，经典的传播始终处在一个不断的遮蔽──解蔽过程中。而我们这套丛书所设计的对经典的解读形式，其目的就是想起到这种“解蔽”作用，至于效果如何，那就有待读者来检验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