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我近十年来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史事论述的结集。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我来说，却是几经挫折之后一个迟到的春天。我早年虽有志于研究明清历史，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迫害，未能如愿，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将近知命之年，才在师友的帮助之下归队，获得了重新学习和研究的机会。所以我这十年，实际上只是研究历史开始的十年。多年来深藏心底的一些思想能够借此得以表述，环境的改善使我能够力求按照科学的原则，进行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于我都是难啃的硬果。十年啃硬果，惟敢啃而已，是否啃动，尚不敢自是；不过在力求探索历史真象的过程中，却可表达我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某些理解。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王朝更替频繁，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王朝，诸如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都是在经过了社会大动荡之后所建立的。在每一次大动荡的政治较量中，多是群雄并起，割据争锋，各自都想打败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一统天下，南面独尊。但最后的胜利者并不都是那些兵多将广、势力强大的执牛耳者，往往是异军突起，后来者居上；他们最初鲜为人所注意，其后逐渐发展壮大，终于削平群雄，创建了新的王朝。新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是由于它的创立者在与群雄相互的较量中，实施了许多优于他人和适于时代需要的政治策略和措施。从这一点讲，历史在无声地实行着优胜劣汰的选择，优者胜利成功，劣者失败而被淘汰。虽不排除有侥幸的胜利者，但它不是短命的，就是苟且偷生而毫无作为者，所以在每一次社会大动荡之后建立的新王朝，大都有若干不同于旧王朝的措施和气象，并非仍然率由旧章，依样画葫芦。 明清之际，是我国古代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更迭时期，同样也经过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其特点是在这次社会动荡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即李自成的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明王朝，进入北京之后仅四十余日，却突然被吴三桂引导入关的清军所击败，取而代之。所以这一阶段的历史很早即为史学界所重视，自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来，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极为热烈，争论的焦点是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何以清军却入关统一了中国？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吴三桂何以要请清兵？郭沫若的意见是李自成进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迅速腐化，不听从李岩的正确意见；刘宗敏抢劫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去请清兵，即吴梅村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者也。在极“左”思 潮泛滥时期，史学界一些人套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农民反抗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而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不是被地主阶级所镇压，就是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而蜕化变质，最终归于失败。根据这种理论，便把历史上一切治乱因革和王朝的更替，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统治阶级代替另一个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反复循环而前后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则认为李自成推翻了明朝，这是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为什么又失败了呢？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刻骨仇恨，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吴三桂联合了满洲贵族，镇压了农民起义。姚雪垠先生为了论证农民军的伟大进步作用，在撰文批评郭沫若时，连明末确有一个妓女陈圆圆也不愿意承认，说她很早就死了，根本没有与农民军发生任何关系，说刘宗敏曾经抢夺陈圆圆这种说法，是来自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诬蔑。有的学者为了肯定李自成和谴责地主阶级，说农民军中根本没有一个李岩，一切有关李岩的记载，也是地主阶级编造出来用以诬蔑李自成的。如此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