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革”早期,我是白天运动,晚上读书。说是读书,其实只是读一本书,那就是缪尔纾的《老子新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新文化书社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再版,定价大洋四角。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福州路交通的广西路、湖北路及广东路一带的街段还有零星书摊,我即从那儿原价淘来。薄薄的81页,备在身边十分方便,一折就可插在裤袋里。班级里大体两派,我是极少数派,历史系自家寝室住不下去了,即与中文系友好后去荷兰留学的董克非觅得生物系教学楼一存放教学用具的杂物间同住。楼地处僻静,那房间因“文革”故亦无人光顾,一到夜里,整幢大楼,就我们两人,炽烈红火的白天“大革命”的哄哄声突然归于静寂,亦正好读书。虽然那时的脑子,总体上还只能在所谓“唯物”、“唯心”之间打转转,然而还是很受用。特别是读到23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眼前豁然开朗,内心真有舒坦之感。 我这人处世,从小有点特立独行,不肯跟风,先母称我“从小就喜欢撑顶风船”,难免“离(时代之)经悖(时代之)道”,常不能自禁地会说“怪话”,所以“文革”之初刘邓路线时已在内定的班级“右派学生”材料上排名第三,但我却从不消沉沮丧、对前景失望。老子这句话绝对是真理,它给了我看透黑暗的智慧。我坚信一切不正常的东西不会长久,别看“文革”轰轰烈烈,其实只是不终朝的飘风,不终日的骤雨,终究都要过去,回到正常的风和日晴中去。一切政治运动皆然。我之认为读哲学、读经典,其实并不在于你知道了什么,而是你得到了什么,这个基本想法,即形成于此时之读《老子》。 《老子》与我的因缘不可谓不深矣。此后,无论在市委机关被扣以“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的罪名遭难,还是到中学被工宣队打压,《老子》都是我当时最喜读的一本书。并因此忙中偷闲,甚至在规定的“天天读”毛选的时间里注释《老子》。集释至五十章,因1974年到文汇报理论部而中断。不料过了二十五年,这五十章集释竟成了此次撰写《老子入门》的初基。 说来惭愧,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三年。三年前,大病稍解。供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罗颢主编策划一套经典入门书。他担心我病久无事、脑子坏脱,常来榻前论学说事。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外界多以儒目我,至于熟悉《老子》甚于《语》、《孟》,唯上海师大历史系老友朱永康教授、文汇报理论部老领导张启承等知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留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资深老编辑仓阳卿知之(七十年代末曾约过我撰《老子》);罗颢当然亦知之。他让我在《语》、《孟》、《老》、《庄》中作选择。我最终选择了《老子》,即是由于前述的因缘。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时不仅身体状况只能支撑每天工作一小时左右,而且因为生活环境故,就是这一个小时也保证不了。当时我刚买不久的新居所在商品房小区遭权力低价强迁,其无所不用其极之种种手段及造成环境之恶劣,不足以与外人道(媒体虽有揭露,却已事过境迁)。居民抗诉一年,身心俱不得安宁,病养都难,何以握管?遭徙不久,即病发住院;今年春又病发住院,都是心绞痛。期间还要筹款购房,忙着生存。 老子一面为弱者提供退让守柔的生存哲学,一面教训有权有势的强者要守柔、不与民相争,如此才能共存;按老子思想,此恐怕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社会里才有可能。而且后者为首要,故有其贵无论的政治哲学和批君不批民、批上不批下的政治批判。这当然不错。然而,还是有个可能性、有效性问题。现实中如果遇到“无道”的强者执意逞强,如何办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儒家好歹还有个汤武革命思想、《明夷待访录》。但老子及后来的道家没有说。老子出关的行动几乎在告诉人们,惹不起躲得起,委曲求全。这岂非成全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现实的生存经验一直在启示我进一步思想。老子哲学终究是弱者的哲学、消极性的哲学,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的弱者的抗议,自我的精神治疗。它有意义,对个人来说,也许可以洁身自好,做隐士,做自了汉,但毕竟不是一个社会办法,至少不是积极的完全办法。所以原计划写“外一章”“责任伦理与隐世之路”,以为儒道比较。 但是,这稿子,时间已经拖得太长了,拖了出版社的后腿,心甚不安。而且,一年之中身体竞技状况最好的秋季过去,对氧气的依赖增加。视力又不好,矫正视力,左眼0.03加白内障,已不能视字;只靠右眼工作,右眼亦仅0.3,医生已发出警告。凡此,均影响工作效率。实在不能再拖了。好在只是“外”一章,于入门无碍;且相关意思在书内及此处亦已点明。故就此打住。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著译系列之一。 二○○五·十一·三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