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舜华副教授嘱我为她的著作《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写一篇序，我接受了。因为我认为这是国内在戏曲史研究中的一部视野宏远、材料丰硕、富于独见的书。说到国内的戏曲史研究，当然以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为成就最高的开山之作，从那开始，中国戏曲史才成为现代的学术研究的一支；在那以前的关涉戏曲的书，则是学术上的前现代的论著。而《宋元戏曲史》的特点首先就在于视野宏远、材料丰硕而富于创造性的见解。如其论元剧的文章之妙说： 元剧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为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 这在当时，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论。而其所以能提出这样的创造性的见解，就是由于视野宏远，既广泛 地阅读了“古今之大文学”并且对之有深入的理解，又对于当时最新的文学理论了然于心并能自如运用，同时也由于对其研究对象──元曲所掌握的材料十分丰富，至少已对当时现在的元杂剧作过深湛的研究，因而能破天荒地抉发佳处所在。 我想，体现在《宋元戏曲史》中的这种治学精神就是后来的治中国戏曲史研究者所应努力继承的，李舜华副教授正是在朝这个方向行进。当然，她也许更受田仲一成教授的大著的启发，而田仲教授的关于中国戏曲的一系列著作同样的视野宏远、材料丰硕并富于创造性见解的杰构。 至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的具体特点，我认为在于并不满足于描述明代演剧从前期到中期的演变，而是要进一步寻找出这种演变的制度上的根源和文化上的原因，并为此作了广泛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绪论。 在制度上，作者把设立教坊司作为明初演剧得以贯彻政府意图的保证，而把宣德时期的禁官妓视为“明初以教坊司为核心，集权于帝王一身的演剧制度从此开始了全方位的衰落”的标志，正统时期的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和正德时钟鼓司的炽盛则被阐释为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化上，作者重视士大夫的“师道”精神，并且认为“正统以来，朱元璋所建立的一元化的君主制度逐渐失范，以三杨为首的内阁渐趋制度化，随之而来的，士大夫的师道精神开始复苏。而这一复苏的文学领域的重要表征就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并有王阳明、康海、王廷相等人积极参与的以颠覆官方台阁体为职志的复古运动。……如果说，李梦阳力介复古，正是师道精神在诗文领域的勃发，那么，康海以曲发愤，不过是这一精神在戏曲领域的延续”。所以，在作者选看来，明代演剧从前期到中期的演变，乃是以“集权于帝王一身的演剧制度”向士大夫的“师道精神”在演剧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转化。在这里，作者的着眼点分别在于掌控演剧的制度和指导演剧的文化精神，那就远远超越了只就演剧来探讨演剧的研究格局。 而且，作者对于弘治、正德时期的标举复古的师道精神的性质以及这种精神在嘉靖以降的演剧中的演化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成化以来，道术尚一，天下无异习，文章一事亦根于理质。李梦阳假复古文辞以抒怀志发其端，王阳明折而专究理学，独标师心自觉以张扬个体性命之道，所谓程朱一统，至此涣然冰释，而地方士夫之礼乐重建，亦如雨后春笋，日渐繁盛。”至于作为这种师道精神在戏曲领域中的体现的戏曲复古运动，则“大致以康海为起始，以李开先作结，王九思则承上启下，介于二者之间。李开先标举以曲自放，最终消解了戏曲领域的复古思潮，并因此成为晚明南戏传奇全面兴起的理论及历史前提”。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师道精神”是与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异道的、“以张扬个体”为实质的精神，而其在戏曲领域中，则通过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的推演而最终通向晚明精神。在我看来，这是对于从正德直至晚明的明代戏曲发展的精辟的概括。 作者在作以上的描述时，绝不只是宏观的阐发，而是通过众多的个案研究──包括对许多具体的细部问题的考证(这主要体现于本书的下篇)──而获致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