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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命运还见于一位乡绅人物——山西绛州人韩霖。韩霖曾从徐光启学习炮学和兵法，虽然科场失意但家境富裕。大约是在山西开教的艾儒略和金尼阁为韩霖及其家人施洗的。作为乡绅，韩霖在地方上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曾经受绛州知州孙顺之托撰成《铎书》，以演绎明太祖之《圣谕六言》。他利用此一良机撰成的《铎书》，不着痕迹地于乡约宣导中融入天主教的教义。韩霖一家以其雄厚的财力在地方上多有义举，闯军起事时，韩霖曾组织民兵保卫乡里，及见明朝大势已去，韩霖乃降闯，被授大顺政权的“参谋”。此举有悖于儒家价值观念，故绛州地方志为贤者讳，于韩霖降闯之事隐削不书。咸、同之际，反教情绪高涨，韩霖或因是天主教在当地发展史上的首要人物，即有人忿而将乾隆本方志中涉及韩霖的39处记载加以改删。本书“鼎革世变中的天主教徒”、“《铎书》：裹上官方色彩的天主教乡约”两章对此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不仅揭示出明清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两头蛇”命运，也折射出西教在明清社会所遭遇的复杂困境。 从以上略举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黄一农的《两头蛇》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的“隐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新奇的历史画卷。不管西方挑起的礼仪之争如何发展，在中国奉教士大夫心灵和生活世界中，始终都在经历着一场文化冲突的煎熬。 《两头蛇》不仅在内容上于许多史实有独到的发明，而且在研究方法、写作手法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全书十三章。除了首尾两章比较多的背景铺垫、归纳概括外，其余各章大都主要以人物为中心进行考察。注重各个当事人的人脉关系和吐会网络，始终把人及其内心世界的冲突作为探讨的重心所在，是《两头蛇》的一大特色。 黄一农教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笔下的文字饱蘸感情。其论瞿汝夔家难的故事，谓瞿汝夔是利玛窦最亲近的教友，曾经帮助利玛窦制订弃佛亲儒的传教策略。瞿汝夔之所以皈依天主教的原因，在于他年青时因为叔嫂通问之奸而落魄之际，意外地结识了利玛窦。天主教告诉信教者说：“无论十恶不善，朝皈依而夕登天堂”。这样一种宽宏慷慨的西来宗教被瞿汝夔当作了洗刷自己心灵的救命药方，终至成为利玛窦传教的干城之倚。此为黄氏的又一发明。 其论述王徵之妾申氏命运，谓当初申氏十五岁时以妾的身份嫁给王徵，本来是担负着为王家生子，接续家族香火之任。天主教徒王徵为奉教而离异之，申氏悲惨地在王家毫无名分地虚度青春，二十年间僻居在鲁桥镇王家大院的一间小屋，默默承受中欧文化所产生之冲突。明清鼎革之际，王徵绝粒殉国之后，申氏本欲寻短见，只因受病重中的主母尚氏之请，鞠养王徵过继的儿孙。申氏的名分似乎得到承认，但是代价却是此后三十五年间的含辛茹苦。当申氏将两个孙子(儿子此前已死)拉扯成人后，却以七十高龄不食而死。申氏行为的壮烈与内心的凄苦，“闻之令人动容”。又，其论魏学濂与阉党阮大铖一生的恩怨，谓最后阮大铖所训家伶，竟然在与魏学濂同为复社同志的冒襄家担纲主唱，作者颇生感慨地写道：“明清鼎革之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虽有形容为天崩地解者，但戏台依旧伫立。戏梦人生，真真幻幻。这些伶人在演唱《燕子笺》或《清忠谱》等剧的同时，或也冷眼看尽政坛的险恶以及戏台下众士大夫的百态。” 前新竹清华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沈君山教授夸赞该书“雅俗咸宜、别出蹊径”。所谓“雅俗共赏”应该就是称赞该书引人入胜的人性化写作方式，作为学术著作既得其雅正之品质，又不失其通俗的魅力，用以评价该书在内容上、文字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十分允当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历史著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情味，则不仅仅是增加了历史书的可读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地体现历史学的价值和真谛。让广大的历史家之外的读书人也能够读，喜欢读。黄一农的《两头蛇》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两头蛇》一书在写作目的上就有方法论的诉求，尤其是作者一再提出的“e考据时代”的概念，在本书中表现非常突出。一农认为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作为现代的历史工作者，必须要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数据库及其他网络工具，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精度收集资料进行研究，而不是继续沿袭传统的考证方式。他认为大量典籍被整理成电子资料，为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者在瞿汝夔家族人脉关系的考证中就提到数据库的使用方法技巧等问题。 应该说，本书在具体考证上依然是使用非常传统的考据方法，并且表现了作者非凡的学术功力和独到眼力。一农所强调的“e考据时代”区别于传统考据学在于，现代检索手段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天地，通过电子资料库和正确的检索方法，e时代的历史工作者可以做到很多传统时代做不到的事。诚然，“e考据”是搜集材料的一个现代手段，但是这个现代手段是以传统史学的积累为基础，以对现代技术的掌握为前提的，而只有两种能力兼备，才能够在e时代进行考据，并取得相当的成果。一农强调e时代的来临，是因为目前大多数的学者还不能意识到电子技术等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缘故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