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连续无止的宫廷政变中自得其乐地玩了许久的“大唐”政权，与普通民众其实相当隔膜。只有当李氏政权被异族的叛乱者闹得快要维持不住时，才想起去打出一张民族主义的牌子，以便谋求人数最多的汉族民众的支持。但由此却从社会的中层(至于下层，依然无关)唤起了一批读书人，他们也许真诚地相信权力冲突的性质是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认为召唤华夏先圣的儒家之道可以挽救眼前快要崩溃糜烂的帝国。或许他们并未预料到，这样的努力恰恰促成汉唐型征服帝国的瓦解，而使中国走向宋明型的民族国家。但更未料到的是，他们的后人会对那个令他们伤心的时代充满梦想，会花几百年时间去虚构一个无比强大富裕、灿烂辉煌、华丽浪漫的“盛唐”，来满足莫名其妙的虚荣之心。在宋人严厉地贬斥唐人“不识道”后，诗歌批评史的话锋突然一转，以“盛唐”为不可企及之顶峰的观点越来越拥有听众，乃至于“诗必盛唐”成为“盛唐神话”的一个突出标志。“诗必盛唐”的影响力也越出国界，到达了处在“中国崇拜”时代的日本。署名李攀龙的《唐诗选》成为江户时代最流行的诗歌选本。与中国最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一样，这个选本也没有收录一首李长吉的诗。不过他们也许没有忘记，真正教会他们写作汉诗的不是神仙般的李白、圣人般的杜甫或菩萨般的王维，而是已经视“盛唐”为昨天的白居易，以及根本不是唐人的苏东坡。他们当然不需要“盛唐神话”，一旦走出了“中国崇拜”的阶段，便发现“中唐”的意义比所谓“盛唐”远为重大，认为那是东亚世界从“中世”走向“近世”的转折点——这便是“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变论”，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而仍是日本汉学的标志性成就。内藤的下一代吉川幸次郎改变了老师的侵华立场，壁立千仞地抗拒军国主义，而使京都大学的“中国学”能在战后发扬光大。京大的学风代代相承，重视“中唐”的特点在目前主持中国文学教席的川合康三教授身上，依然显著。1990年，他与筑波大学松本肇教授共同发起成立“中唐文学会”，1999年，他个人的21篇论文结集出版，名为《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汇录了他二十多年中唐文学研究的成果。 在《文学的变容——中唐文学的特质》这篇纲领性的论文中，川合康三教授指出中唐文学的核心是试图打破“经汉魏六朝而完成于盛唐的古典文学的规范”，“过去根本不能进入文学的现实、感情，现在都纳入了文学作品，拓展了文学所承载的领域”。这即给许多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了辨识破解的角度，比如元和诗坛为何能并立以韩、孟为代表的险怪诗风及以元、白为代表的浅切诗风？标题论文《终南山的变容——由盛唐到中唐》则从作为风景的终南山在诗歌描绘中的变化，揭示出唐以前诗人共有的安定、瞬间把握全体的世界观在中唐的解体，导致诗人们只能在“个人的经验、知觉的基础上去领会对象”，中唐文学向个体方向的深刻转变便根源于此。从选取文学谱系中的某个细节入手，深入开掘，得出具有宏观性的结论，是川合教授所擅长的论述风格，这不仅得益于他良好的理论思辨能力，而且与他出众的艺术领悟力密不可分，后者使他能坚持以“文学”的立场看待诗文作品。作者的这一优长在作家的个案研究中表现更为突出。如《韩愈诗中的几个人物形象》从韩愈对身边几位怪异人物侧重不同的描写，透彻分析韩愈自身笃行“古”道、拒绝因袭、不羁奔放的精神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