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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学科意义看，进入现代后，中国学术由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改为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分类，新的学科分类有各自确定的领域、规范与方法，纵有不足，仍客观可行，已非广泛笼统的“国学”概念可比可取代。事实上，无论是有知识性还是有价值意义的国学研究，都是要落在具体的学科范围内进行。即使是科际整合，即使是直接治儒、道、佛学，也仍然须以专业研究为基础。治学不能不明分际。 所以，重新打出“国学”这个名称，能否推动学术研究甚或宏扬民族文化，没有必然的实质相关性。 当然，我不是主张取消“国学”这个名称。既然国人使用惯了久了，今日的提倡者中或未尝不含重视、宏扬中国文化之意，那么，仍可沿用但须厘明其中的歧义，楷定名义、理性地用。 关于国学热，亦须分作二层看。若提倡国学以阐扬中国文化为旨，而此必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对其核心价值地位之恢复始有真实意义。在这一层，国学或迳说中国文化离“热”尚远。 第二层是笼统意义的，也可说“热”。我看，如今的国学热之国学一概念更笼统、更歧义化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江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国学大师丛书”，胡适、鲁迅等当年反传统的风云人物，与章太炎、钱穆等并列其中。200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某网络机构合办“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胡适与鲁迅再次当选，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齐称。反国学批国学的与阐扬国学的，几十年后界限取消、价值拉平。这制造了观念纠缠混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也被无厘头地解构了。再有，在这个“热”中，即使是真能像晚清民国提倡者那样认认真真地研究的，也已经不多了，且其中多止于囿于知识意义、工具意义、材料意义；有的讲国学者，也并不真了解国学。不少人则是把国学当做一种什么项目，甚至什么文化产业在做。一些大学从中觅取商机，办起了收费昂贵的“老板班”。提倡国学变成了做生意，国学成了不要成本的商品，“国学热”变成了“国学店热”。虽然，可笼统地说，国学热总比“文革”式的纯否定好。但若“热”成这种品位，确实令人哭笑不得。 记者：你曾经表示，“守住自己乃当今吾侪守身第一律则也”，在当代，你认为一名儒者应当怎样“守住自己”，为中国文化作担当？ 罗义俊：儒学内圣外王成己成物，本末终始，内外具备，但必以内圣为宗为本为根据。这是儒家的基本义理，永远不能颠倒，古今皆然。 守住自己就是内圣之事。今天的社会，虽然讲“和谐”代替了“阶级斗争天天讲”，但一面是泛政治化的格局犹然，一面是趋劣的商品化喧嚣，功名利禄、五颜六色的诱惑太多太大，流行的是生活唯物论，社会人心价值塌陷，造假造到学术教育上，社会羞耻感跌到令人惊诧的地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本来就只那么一点点，而在这种社会“桑拿浴”下，更是堕落容易清白难，守住自己就是什么都不要贪、不要去追逐，“至诚而不动”，守住清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守住自己，就是在红尘滚滚中，要守住清白。 守住自己，守住清白，是全幅意义的。具体些说，是守住自己做人的独立性，守住学问的独立性，自己生命自己做主，魂不随洋去，身不跟风跟着权势起舞，守住华族文化，守住儒圣人禽、义利，夷夏之辨的大原则。说得高，是希圣希贤；依孔子教训说，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平实地说，就是做一个及格的人，做一个及格的中国人。守住清白，就是一个及格的人。守住春秋大义，就是一个及格的中国人。说到本源上，就是守住自己的道德本心，守住义理之性，守住心中的天理。从学习与修养的层面说，就是将圣贤义理一 一引归自己，纯净化自己的生命，义理化自己的生命。笃实履践，健以成己，此即内圣之学。 人总要有点操守。儒家特讲操守。人无道德操守，纵然满口圣贤语，那也是假道学、伪君子，免不了滑落到禽兽一途去。道德本心失守，生命顷刻堕落。故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我所说的守住自己，就是牟先生所说的“在一般人心的左右颠倒塌散中站住自己而明朗出来”。这里有儒家的慎独功夫，也是慎独境界。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指归自己，他说唯有指归自己始是圣贤真血脉。所以，守住自己，就是为中国文化做担当。然则，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儒家全幅生命形态是即中庸即狂狷、即狂狷即中庸，今日之“弘毅之士”老师大儒牟宗三也。狂者儒，乃大仁大智大勇的形态，平头百姓如吾辈，岂敢与能与？守住自己只是狷者形态的担当，亦是低度形态及格形态的担当。 记者：你在最近发表的《20世纪儒学命运与》一文中曾指出，儒家复兴的历史趋势不可扭转，你对21世纪的儒学发展怎样看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