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第十次全国文代会在文艺界的期盼中胜利开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了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曲艺创作从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有怎样的变化？
    崔凯：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在这两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
    曲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校园、军营、社区演出。可喜的是，一些体制外的、民营的曲艺社团也自发地走入基层，这为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原来在小剧场的演出是“有演出，缺作品” ，把网络、微信上的笑话碎片化地连接起来，这些内容有娱乐性，大家看后笑了，但这却不能形成作品，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作品娱乐化、千篇一律等问题，如果不改观，曲艺创作就会卡在瓶颈上、上不去，曲艺繁荣就是一句空话。
    如果不能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其他活动再热闹再花哨也是表面文章，所以只有作品能够衡量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曲艺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曲艺生态的变化和亮点是明显的。首先，作品数量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其次，我参加各种活动看到的作品，都更注重接地气、来源于生活，特别是有的中短篇作品有了很大突破和创新。
    记者：一些创作者对“深扎”的理解流于表面或片面，您在“深扎”方面有何经验？
    崔凯：创作是从生活中的感受来的，是生活刺激了创作的灵感和创作的欲望。我创作《红高粱模特队》的时候，带着辽宁的一些曲艺家在辽南地区深入生活，原本很穷的农村因为改革开放发生巨变。比如，缝纫社成了很大的服装集团，给日本、美国加工服装，还成立了宣传队，青年农民穿着自己做的服装当模特走台步，潘长江在我旁边，我就掐他怕他笑，因为他们不像模特，可是这给我带来很大启发。不到生活中去，就很难发现贫困地区的人们对美的感受和对精神生活的强烈追求。另一方面，从生活中得到的启示，创作出来的作品又会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响。比如小品《过河》 ，由于是科技兴农题材，之前很多作者都不愿意接，认为科技题材没有喜剧性，如果让我表现无土栽培，那确实很有难度，但是我在农村待过三年，我感受到了农民对科技的渴望，所以我就把一个农科人员下乡，小姑娘去接、把农科人员想象得多么有才能这些桥段，用歌舞小品的形式很清新地反映出来。有生活根基、接地气的素材创作出来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创作者在生活中一定要有感悟，有创作的冲动和激情，写出来的东西才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观众的检验。
    记者：随着网络的发达，现在的宅男宅女越来越多，对生活的接触越来越少。一些网络作家、编剧，只在屋子里天马行空，却不关注外面世界更广阔的天地，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您怎么看？
    崔凯：几个人大量看别人的作品，积累完了就侃，然后分工，一攒就出来了，这样机械化的生产即使作为文化产品也不是好产品。票房和点击率高不代表它是好作品，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的，它表达的情感、追求以及道德标准是人民群众能接受的。
    喜剧作品，包括喜剧表演类的电视节目虽然很热闹，收视率很高，但是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曲艺在小剧场演出原来走的也是这个路子，演员上去观众能笑，就是完成任务了，不讲完整、不讲品位，甚至你要讲究作品的品位会遭到嘲笑，说作品完整不好使。这是不对的。
    记者：您如何全面理解作品的完整性？
    崔凯：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是完整的作品。有一种创作的倾向是为了参加评奖过分强调宣传的功能，但是不具有艺术性和欣赏性，过于直白，看完了老百姓不喜欢，叫不响。传得开意味着几年之后演还想看，不是走出剧场就忘了，看完就忘，那就是传不开，而且也留不下。艺术价值是在传播中实现的。新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体制外属于娱乐性的那些作品在市场上打得很响，这不是坏事，但从曲艺创作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主流，如果以市场为主要标准，就把主流的艺术发展方向丢掉了。
    记者：网络媒介可能会助长机械化的创作，但也会带来宣传、推广上的便利。曲艺如何借助新媒体强化和观众的联系？
    崔凯：新媒体作用下的曲艺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曲艺不能和青年观众失联，新媒体上出现的说唱形式，促使表演者自身不断进行调整。这些新形式实际上是从说唱艺术来的，有的来自音乐快板，有的来自单口相声，但是它发展了，把曲艺原来的传播手段打破了，进入了交互作用下的一种传播状态，也产生了新的曲艺生态。如今搞评书、相声、快板的艺术家也都放下身段介入进来，把说唱艺术优秀的DNA带入网络，使泥沙俱下的互联网文艺形态有了活水。它会把青年观众找回来，所以一定要关注它。如果硬性规定曲艺不能加上新的元素，曲种可能会僵化，不再是活态传承，所以一定要适应时代，融进人民的生活，创新性发展才是曲艺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