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并凭借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引领着历史的潮流。在晚明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徐光启就是一个这样的英雄，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推动了中西文明的实质性交融，可谓是会通中西的启明星。2005年11月，“纪念徐光启逝世372周年暨徐光启学会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图书馆、上海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报》、《文汇报》等单位专家学者及徐光启后裔代表40多人出席。《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就是本次学术会议的成果。该书赞誉了徐光启的爱国思想、民族胸怀、科学精神和伟大人格，再现了四百年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徐光启、客观评价西学东渐的历史意义提供崭新的素材。 徐光启如何与西学结缘？他醉心西学的用意何在？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如何践履的？朱维铮、王家范、李天纲等的论文，深入浅出地梳理徐光启结缘西学的前前后后和追求“会通中西”、治国安邦的具体实践。 蕴含着欧洲文艺复兴后的哲学、自然科学等内容的晚明西学，首先是由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介绍给中国人。虽然他不是基督教第三次入华的第一人，却是在中国成功传播“西教”的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他藉“西学”为“圣教”开路的政策，因缘时会，赢得了正在寻觅走出中世纪道路的中国文化先驱的认同。徐光启结识利玛窦进而涉足西学，其原因也在于此。1603年，苦苦追求“经世致用”之实学的徐光启在北京遇到利玛窦后，其学问境界豁然开朗。利玛窦渊博的学识，让徐光启眼界大开，尤其是利玛窦介绍的西方科学知识对徐光启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或许他觉得入教对学习和掌握西方的科学知识能有所裨益，于是就皈依了基督教，潜心西学。他和利玛窦等探讨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而翻译《几何原本》等西方典籍，以“西学”为基础主持编纂《崇祯历法》，积极提倡农学实验引种番薯到上海、天津等地，自请练兵并力主引进西方的“红夷大炮”以强军，以此不难看出徐光启探索应对时代大局之道、寻求治国安邦的良策的良苦用心。 在徐光启的翻译工作中，《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值得一提。约在1605－1607年间，徐光启会同利玛窦等人完成了《几何原本》前六章的翻译工作，周振鹤教授的论文阐释了翻译几何原本的文化史意义。他指出，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目的不仅仅是引进一门新学问，更在于以西方数学的思维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几何原本》是除《圣经》之外在西方印刷得最多的经典，其翻译实是一种新文化的引进，而不单纯是对数学某一领域的学习；在翻译史上，《几何原本》不但是明末清初西方科学著作翻译中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其口译笔授的翻译方式也是中国翻译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纪志刚教授的论文则以《从会通到超圣》为题指出了《几何原本》翻译在数学史上的意义。他指出，徐光启在翻译的《几何原本》中第一次向中国讲明了几何学的本质“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不用为用，众用所基”，他主张以数学为基础，然后运用到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等日用民生的各种技术中，徐光启的这种对基础科学理论的重视及对基础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认识，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构成了极为重要的一章。对徐光启提出的“欲求超圣，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这一思想，纪教授说，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第一步；“会通”既指将翻译之作领会、贯通，也指将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融合”与“并蓄”；“超圣”是最高追求，继承传统，而“不安旧学”，翻译西法而又“志求改正”，这样才能超越前人、超越西人，这才是徐光启的伟大抱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