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往对晚清西史东渐的研究无法客观深入,对晚清西史译著存在若干误解,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论者很少从研读第一手历史译著入手。邹先生在充分尊重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在资料上有新的开掘和突破,所统计到的晚清1822至1900年出版的各种门类、体例的西方历史译著单行本多达89种,通过对其中所引入的史书新体例如记述体、卷章体、章节体,历史新视野如“进步主义”史观、“万国”史观等丰富资料的发掘,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粗粗估量的症结,将问题的解读建立在一定量化的基础上,力求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时也试图在若干传播与影响研究的层面上来回应和修正前人研究的不足。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立足于实证研究,并借鉴了“阅读史”和“译介学”研究中的接受理论;在论述体裁上则采用符合论题意蕴的“专题史”样式,章章有亮点,总体有突破,而且对前人讨论比较充分的问题不过多展开,着力于创获,使全书结构紧凑,极少“水分”。本书在绪论之后分为十章,分别探讨了“米怜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的史学篇章”、“慕维廉的《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林乐知与最早的年表体史书《四裔编年表》”、“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与晚清史书体例的演变”、“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等专题。其后的结语部分则集中阐明了1900年前西方传教士历史译著在晚清西史东渐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建立起横向比较的历史意识;传达了具有强烈时代性的新观念——进化史观;所传入的“民史”内容给中国史学以极大的冲击;在编纂形式上引进了分期法和章节表述的新体例;带来多种历史学的异质因素,促使中国史家形成了自省意识和建立起国际史学交流的新视野,等等。为了弥补内容和范围的局限及其专题讨论的不足,本书完成了“晚清(1822-1900)历史译著提要”和“晚清历史译著分类统计表”。《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出版后将与《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起构成邹振环先生研究晚清西学东渐的“双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