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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巨大的文化之网，决定了宋代士人的基本心态，也决定了宋诗学的理论范畴及宋诗的审美特征。宋诗学的每一个命题，都与宋型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哲学而言，宋代理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哲学思辨能力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宋诗学尚“理”观念的形成，显然与此有关；又理学讲求正心诚意的功夫，宋诗学中“明道见性”、“治心养气”、“思无邪”、“真味发溢”诸观点的提出，亦本之于此。以政治而言，宋王朝奉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人政治地位相对优越，因而普遍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自尊、自重、自信，以挺立士风为己任，表现于宋诗学，就是“教化与讽谏”意识的抬头，崇尚“雅健”，提倡“气格”。同时，科举制度的完善，吸引士人从边疆马上回到翰墨书斋，由此而造成宋诗学的人文旨趣和书卷精神。以历史而言，宋代国力孱弱，边患频仍，文人的政治使命感在宋诗学中自然转化为一种忧患意识。以宗教而言，禅宗的流行影响一代士风，改变了宋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在宋诗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活法”、“熟参”、“妙悟”的新概念。至于中国传统诗学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平淡美诗观的最终确立，更是宋文化中儒、释、道生命哲学与宋诗人心灵合一的产物。 这张文化之网也织就了宋诗学内部体系的经纬。文化整合的观念贯穿于宋诗学的本体论、功能论（诗道）、修养论（诗法）、风格论（诗格）、创作论、鉴赏论（诗思）与技巧论（诗艺）等各个层面。《宣和画谱·道释叙论》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也者，虽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画亦艺也，进乎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此梓庆之削鐻，轮扁之斫轮，昔人亦有所取焉。”宋诗学也基本遵循这一思路，坚持以道贯艺或以艺观道。于是在宋人诗论中，随处可见不同概念的相通融合，不同命题的联系牵涉，甚至对立范畴的互补转化，诸如“诗画一律”、“诗文相生”、“学诗如学道”、“意新语工”、“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格高韵胜”、“语峻体健”之类的口号，以及“熟参”与“妙悟”、“句法”与“活法”、“精妙”与“自然”、“雅健”与“平淡”、“文之精”与“道之馀”之类的讨论，无不如此。真所谓“诗中有道，道中有诗”，自由创造源于传统法则，艺术直觉契于道德理性，哲学沉思依于审美观照，诗学境界邻于人文理想。这是一个何等深邃而缜密的诗学网络啊！宋诗论的每一个命题都可在其中得到合理的阐释。 然而，两宋跨时三百二十年，其间社会环境变化甚大，文化风潮亦颇有迁移，至于诗歌更是门户林立，流派纷呈，沿袭而新变，独创而回归，言辞之丛脞，议论之驳杂，不一而足。要想全面论述两宋诗学的内容，其困难自不待言。本书之所以号称“宋代诗学通论”，正是试图从理论范畴的角度横向剖析宋诗学的各个层面，而有意放弃了一般中国文学批评史所常用的以人为纲或以史为纲的形式。这固然出于打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传统写作模式的考虑，也因为本人的学力还无法达到从历史的叙述清晰地展示理论逻辑的水平。虽然本书尽可能在同一论题下显现宋诗学的历史进程，以论为纲，以史为纬，但更多的章节是把宋诗学看作宋型文化的折光而整体论述的，史的精神几乎全隐沦于论的形式之中。其结果是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历史的割裂为代价，流动之河被鲁莽的主观之网拦腰截断。事实上，本书已不敢僭称“诗学通论”，倘若这张粗网能打捞起宋诗论家那些睿智的诗性碎片，给新时代的人们奉上一些“诗人玉屑”，我也就聊以自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