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古老的诗歌大国，中国有一条源远流长的诗歌理论之河。不言而喻，这条河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的，其上游、中游、下游各有其不同的形态。依照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诗歌是人类普遍心灵逻辑的转换物，因而它与人类文明的形态息息相关。而诗歌理论（诗学）作为诗歌创作的思想指导和经验总结，也必然渗透着一种文化精神。当前提倡中西文学比较的学者，已注意到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差异，并主张跨文化的（Cross Cultural）研究。事实上文化既是一种空间的存在，也是一种时间的存在。就中国古代而言，两个相邻的朝代唐和宋之间实际上表现出相当大的文化差异，以致于有学者提出“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概念。诗歌理论既与文化相关，那么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学，其理论趣尚必然不同。换言之，当我们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空间轴上东西文化的异质，而且应注意到时间轴上唐宋文化的异型。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相对于唐文化，宋文化在精神文明方面更胜一筹，并显示出知识型、思辨型、人文型等鲜明特点。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一种文化眼光，即以唐文化为标准的文化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惊叹唐文化以赫赫武功为背景的恢弘气度之时，往往忽视了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在文化上的博大精深，并由此在诗学上极力推崇才气发扬的盛唐气象，而多少不满于思虑深沉的两宋理趣。这种以感情取代理智的态度，由文化而至文学，从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上形成两个误区：一是以唐诗为审美标准来衡量取舍宋诗或宋代诗学；二是无视唐宋诗学的差异，以唐诗精神代替整个中国诗学精神。 古典文学界向来流传着唐诗、宋词、元曲各为“一代之文学”的传统观念，后来又有“宋人多数不懂形象思维，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的权威论断。因此，除了少数专业研究者外，宋诗在现代普通读者、甚至某些专治古典文学的学者眼中，简直就是寒伧的老学究。在宋诗选编中，最能体现宋诗风貌的作品常常漏收，充斥其间的往往是唐诗的宋代翻版。在宋诗学研究方面，只有《沧浪诗话》、《石林诗话》、《岁寒堂诗话》等几本宋人诗话受到青睐，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些诗话能站在唐诗学立场上尖锐地批评宋诗。宋诗几乎成为衬托唐诗的高明、证实唐诗的优越的反面教材。在此风潮影响下，一部才华横溢的研究中国诗歌美学的著作，竟直接从钟嵘、司空图跳到前后七子、王夫之，近乎不承认宋代有诗歌美学存在。作为一部叙述中国诗歌的“美学理论史和美的艺术史”的著作，它好比一条只有上、下游而没有中游的河流一样令人匪夷所思。事实上，在中国文论研究方面，有关“意境”、“神韵”、“兴趣”等唐诗学范畴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而致力于探讨宋诗学“句法”、“气格”、“理趣”等范畴的论著仍寥若晨星。 古典文学界的学术偏见在比较文学界更成为一种学术盲点。正如外国人习惯用“唐人”来统称中国人一样，从事中西比较诗学宏观研究的学者也习惯于把唐诗等同于中国古典诗歌。如所谓中国古典诗和英美意象派诗的比较，实际上谈的是唐诗和意象派；又如所谓“典型”与“意境”、“崇高”与“雄浑”等中西诗学范畴的比较，中方范畴全基于唐诗学精神。有位学者撰写了一部缜密精到的中英诗艺比较研究的著作，其有关中国诗艺部分的例证却全是唐人作品，而未选取更契合新批评派艺术原则的宋代诗歌。诚然，唐诗的成就足以代表中国诗歌与任何西方国家的诗歌媲美，但中国诗歌的成就却决非唐诗所能限制。黑夜里所有的猫总是一样的颜色，这种无视唐宋诗学差异的认识盲点，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毕竟是一种遗憾。 走出误区，我们面对的是宋诗学这片波澜壮阔的河面。它既汇聚着传统的精髓，又折射着现代的光辉；它从唐诗学的印象感受、激情想象的氛围中走出来，以其哲学、政治、历史、宗教与文学相结合的诗性智慧，“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苏轼《书蒲永升画后》），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清晰的理论形态。李笠翁尝云：“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闲情偶寄》）对于宋人来说，这句话不妨反过来。相对于唐诗，宋诗更是一种在诗学理论、尤其是“句法”理论自觉指导下的实践。正是宋诗人的诗性智慧，促成了宋诗品格的诞生。最好的例证是，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吕本中、陆游、杨万里、刘克庄等人，既是两宋诗坛的领袖，又是天才的诗歌理论家。换言之，宋代诗学基本理论原则的确立者，同时也是宋诗艺术风格的创造者，学者兼诗人是宋代诗论家的一大特色。正因如此，宋代的文化精神在宋诗学中得到更鲜明更自觉更集中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