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前，“我”住江之头——《通论》由巴蜀书社推出；十年后，“君”住江之尾——《通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这是一个隐喻：我无法再次跨过同一条河流。本书初版之后，我就已随流而去。现在，它的再版似乎要把我拉回初次跨过的河流，而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很陌生。 写成的作品如同离弦之箭，一旦发射出去，就再也不属于作者的意图之弓，它落在什么箭靶上，获得什么意义，全靠读者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不过拥有本书的著作权而已，已不再是它意图的主人。 “自者”成为“他者”，“此在”变为“彼在”。当一个作者重新回过头来阅读他以前所写书稿时，往往会产生出这种很奇怪的体验。但无论如何，第一次跨过河流的那一瞬间，已凝定为无法改变的历史。悔其少作，焚烧旧稿，对于涂改历史来说都无济于事。 尽管我已不是过去的我，或者说书已不是过去的书，我却不想再作修改。这是因为，一方面，出版社应读者的需要再版旧作，既然是旧作，就得尊重历史。另一方面，本书的整个体系和基本观点我依然认同，“自者”与“他者”，“此在”与“彼在”并无根本的冲突差异。当然，这不包括再版时必要的文字修订。至于十年来我在宋代诗学方面提出的新观点，只可视为另一个“他者”对本书研究的继承与延续。 如果读者希望了解这种继承与延续，可参考近年来拙撰系列论文：一、“诗道”方面，《游戏三昧：从宗教解脱到艺术超越》（《文学评论》丛刊第二卷第一期）进一步申说了获得心理平衡的“自适”。二、“诗法”方面，《诗可以群：略谈元祐诗歌的交际性》（《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五期）在“社会的玉成”与“自然的馈赠”之外，增加了朋友的切磋。三、“诗格”方面，《法眼：理一分殊与出位之思》（《东方丛刊》1998年第一期）和《诗中有画：六根互用与出位之思--略论〈楞严经〉对宋人审美观念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四期），探讨了宋代诗画“媒体界限的超越”的哲学与宗教学背景。四、“诗思”方面，《悟入：文字形式中的抽象精神》（《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三期）对“精思与妙悟”的内容有所补充。五、“诗艺”方面，《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二期）、《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渗透与启示》（同上2000年第三期）、《绕路说禅：从禅的诠释到诗的表达》（《文艺研究》2000年第三期）等文，分别讨论禅宗语言对宋诗章法结构、遣词造句等的影响。 此时之我无法跨越彼时之河。然而，却有很多流不走的东西，永久存留在我的记忆中，这就是前辈的教诲和朋辈的友谊。 从本书当年的选题写作，到后来的出版发行，再到今天的修订再版，其间得到不少学界前辈与专家的关怀和帮助。除去在初版《后记》中提到的诸位先生以外，在此我要满怀敬意地感谢程千帆先生对本书的肯定与鼓励。千帆先生在仙逝前四个月托人索书，得书后迅即回信赐教，既表彰拙著“处理宋诗别辟蹊径，思路往往突过古贤”，又告之以“《中华大典·文学典》尚待三年始能卒业，未敢息肩，今但黾勉以求无负于国家耳”，传薪续火之义，言之谆谆，使我铭感在心。 两位以道义学术相切磋的朋友给了本书以莫大的支持，一位是莫砺锋先生，十一年前，他认真审阅了本书书稿，在项目结题的鉴定结论中充分褒扬了本书的学术价值，令人既感动又惭愧。后来，尽管莫先生与我曾就“换骨夺胎法”的首创者是谁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学术论争，但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和钦慕。另一位是钱志熙先生，他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书评，不仅揭示出本书善于在现代诗学语境中阐释古典诗学的优长，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在历时性研究方面的不足。对于这两位学养深厚的诤友，我一直心怀感激之情，是他们的教诲，使我在学术征途上不敢有所懈怠。 我要感谢中国宋代学会的全体同仁，参加这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学会使我获益匪浅，王水照先生、陶文鹏先生对本书的厚爱有加，更坚定了我从事宋代诗学研究的信心。还有日本大阪大学的浅见洋二先生、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先生以及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的学者，与他们的交往，我不仅开拓了研究视野，也受到严谨学风的熏陶。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奚彤云，没有她的热情关心和积极帮助，本书要想如此顺利地再版是不可能的。更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先生，本书的再版与他对学术精品著作的热情扶持分不开。 还要提到上海财经大学的李贵先生，他为本书的修订主动提供了极为详细的校勘表以及合理的修改意见，纠正了初版中的一些低级错误。另有不少网友对本书的再版给予热情关注和支持，他们是王红（亭长）、吕肖奂（红尘而立）、罗宁（巴斯光年）、伍晓蔓（晚藤）、李瑄（一瓢山人）、侯体健（枕书庙人）等等，在此一并感谢。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是以为记。 丁亥仲春华阳梦蝶居士周裕锴 谨志于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