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您整理出版马承源的这本《马承源文博论集》,既是对故人的怀念,也是您作为马先生的同道,出于对中国文物界的责任感而为。可否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陈佩芬:要为马承源先生出版这本《文博论集》,是2002年末我对马先生的承诺。当时马先生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一书刚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著作汇集了马先生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的主要论文40余篇,对马先生在青铜器理论和各方面的具体研究作了概括。而本书除了20余篇有关青铜器的论文以外,还收录了先生在彩陶、玺印、玉器、战国楚竹书等方面的学术论著以及先生在建立、运作、管理博物馆和展品的陈列设计等方面见解独到的理论文章,这些都是文物界的宝贵财富和先生50年博物馆人生的真实写照。 记者:您曾与马承源共事50载,对马先生有很深了解,可否谈谈您印象中的马承源? 陈佩芬:我长年从事博物馆工作,接触过很多文物界的知名人士。可以说,中国文物界的名人,无外乎两种,即学者型或行政型。但是像马承源这样,既在学术上留下了辉煌的成果,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主导行政,为今天的上海、为开放的中国留下上海博物馆这样一座为世人称道的艺术宝库者,是极为鲜见的。这完全是出自马先生在学术上不懈的刻苦钻研以及在长年的革命工作、博物馆工作中锻炼出来的非凡领导能力。 马先生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他不仅在青铜器、古文字学上取得卓越的成就,而且对陶器、书画、佛像、玉器、钱币、印章等方面也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 在实际工作中,马先生非常注重实地考查,练就了一双鉴定文物的“火眼金睛”。在先生所征集的文物当中包括大量国宝级珍品就是最好的见证。此外先生还从香港等地购回一批极为珍贵的青铜器、石刻、楚竹书等,为中国流散文物的回归作出了重要贡献,开创了新的操作模式。 记者:晚年的马承源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战国楚竹书的整理、注释,可惜未等全部整理完,2004年他就去世了! 陈佩芬:马先生非常重视战国楚竹书的整理、注释工作,他曾经说过:“整理这批战国楚竹书的意义非常重大,甚至超过建立一个新的上海博物馆,因为博物馆以后还可以重建,但竹书是不可能再得到了。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到我80岁之前要把它完成。”言犹在耳,可先生却没有能兑现他最后的心愿,实是遗憾之至。我将尽最大努力,争取早日完成《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的整理出版这一先生生前最大的心愿,以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