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也有性格。比如基督教，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它的“传教”。500年来，特别是近两百年来，先是西方的、后是本土的教士们，千方百计，把“福音”传遍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基督徒从无到有，到数以千万计，基督教也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宗教门类之一。 而佛教的传播关键则是“取经”。两千年间，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千年，官方派遣的、僧人自发的“西天取经”，是佛教东传最重要的途径。时至今日，佛教已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伊斯兰教，我们在汉语中似乎找不出一个相应的专门词语。实际上，伊斯兰教远在唐初进入中国，但直到明末才有阐述教义的汉语著述。伊斯兰教的教义主要在穆斯林社区内流传，对汉族的信仰影响不大。这一点，与佛教和基督教相比，差异极为明显。也许可以说，中国的伊斯兰教是内向的。 汉语文献的出现，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这些文献的本意，只是为了方便以汉语为共同语的回族穆斯林更好地理解教义，但它们还是为这个“内向的”宗教，面向教外人打开了一扇窗子。文献是无声的言说，中国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或文明对话因而成为可能。 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汇编了明末清初至民国中叶300年间的伊斯兰文献52种。这些久已湮没在历史陈迹中的思索和信仰，再一次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突然领悟到，中国300多年思想史上，还有这么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 这52种文献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阐述伊斯兰教哲学、历史的著作或译作，如王岱舆的《希真正答》、刘智的《真境昭微》和蓝煦的《天方正学》等享誉已久的名著；二是《古兰经》、穆罕默德圣训等伊斯兰典籍的节译本，如《汉字赫厅》、《至圣宝训》等；三是传播伊斯兰教教义的通俗读物，如《穆民须知》、《清真劝教歌》等；四是回民学校教育的课本和双语工具书，如《回文读本》、《中阿要语合璧》等，五是民国时期出版的报刊，如《醒回篇摘要》、《明德报》等。此外，还附录了两种伊斯兰教与天主教论辩的小册子。 从时间上看，明代1种，清代约15种，其余为民国时期的作品；从地域上看，涵盖了北京、天津等地。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流派的不同要求，在这里都有鲜明的体现。 读者会发现，清末到民国中叶的文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30年，是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个高潮。欧风美雨，潮奔而来，出于“保教保族”的应激反应，一批批先知先觉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设学校、创社团、办报刊、派遣留学生，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既在穆斯林内部造成了深刻的变化，也在汉族知识分子中影响广远。应该指出，清末民初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佛教这场各自的宗教文化革新，都比新文化运动早，对普通大众的影响也更加深广，它们对于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遗憾的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学者似乎对此注意不够。希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改变这种情形。 本书所收第一种文献是王岱舆的《希真正答》，最后一种是王静斋翻译的《回耶雄辩录》。前者是伊斯兰教学者与佛教、道教学者等的问答，后者伊斯兰教学者与天主教学者的辩论。这在编者，是遵循编辑体例而不得不然，可对读者来说，却极富象征意义。中国的伊斯兰教，正是在以伊斯兰教教义为根本，以儒家学说为背景，与佛教、道教、基督教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宗教之间的驳诘，事关双方的终极信仰，应该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很难平心静气地进行。可是事后看来，这样的对话即使气氛紧张、言辞巉刻，也都不失为温馨而美好的回忆。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宗教信仰冲突而引发的大规模战争，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奇迹。要想持续这一奇迹，文明间的对话必不可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的出版，就不仅仅是文献的整理而已，它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理解自身、对于其他文明和宗教理解中国伊斯兰教，都有极大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