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思想家顾炎武学问博大，但世人言其代表作，咸推《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至于《肇域志》，在点校本出版之前的三百多年间，只有稿本存世，深藏书库之中，学者大多可谓皆闻其名而莫能述其详。亭林先生遭遇明清嬗代变局，既有亡国之痛，又深衔明末空言性的帖括清言而误国之风气，遂力倡健实学风，经世致用，企图以学术影响政体。乃以一人之力，发愿编纂全国性地理总志，于历史地理沿革考述中贯串“天下利病，生民疾苦”之主线，并探究治国平天下之真谛，体现了博大的人文胸怀。其自序云:“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历览者尚及“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之类”，故《肇域志》一书蕴含历史资料信息量极大。亭林先生所见之书今已佚失者不为少数，赖其迻录而精华尚存，此实学界之幸事。例如陕西部分所征嘉靖《商略》、《陕西行都司志》、《巩郡记》，兰州、靖虜及清水、西和、成县征引的明志；云南部分所引洪武《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及明《临安府志》、《建水州志》、《永昌府志》、《腾越州志》等，或已失传，或为残存本所无。至于广泛记录各地自然资源、民风习俗、农田水利、赋役漕运、商业贸易、兵防交通乃至九边卫所镇堡、浙闽岛屿水寨、山东运河附近泉眼分布、徽州地区兴衰变迁、朝邑县境黄河流变患害及嘉靖时大地震等等情况，更为明代社会史、地方史研究提供了详备资料。《肇域志》书稿初成于康熙元年(1662)，时顾氏已过“知天命”之年。十二年后，顾炎武亲自将是书的山东部分厘正成体例统一、考辨精详之《山东肇域记》。但毕竟年过花甲，无力对《肇域志》全书修订杀青，只能寄望于“后之人有同志者，续而传之”。康熙二十一年，亭林先生在曲沃谢世，所有存稿被携至北京，此时已有部分散失。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距顾氏之逝已逾百年，稿本为德清许庆宗所得，已缺失京师北直隶、江西、四川、广西四部分，终成千古学案之憾。而剩余十一部分，历时二百余年，辗转多人之手，时有传抄。道咸同光以至民国，国势日下，内忧外患，《肇域志》稿本不仅无人继起厘订，连刊刻流布亦成难事，令人浩叹。 《肇域志》为亭林先生“既有长编，未为定稿”之稿本，涉猎实在广泛，难免纰漏错简，又兼经多次转抄，鲁鱼亥豕，所在多有，故整理难度极高。对《肇域志》整理出版有开创奠基之功者为两位前辈:历史地理学当代领军人物谭其骧先生和前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1982年，当其骧先生提出整理出版《肇域志》的建议时，立即得到一氓先生支持，列为全国重点项目，拨给启动资金。参与整理工作的学术力量颇为雄厚，上海方面，有复旦大学王文楚、葛剑雄、杨正泰、周振鹤等先生，云南方面，有云南大学朱惠荣等先生。整理《肇域志》之底本定为保存最为完好、最能反映稿本原貌的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参校本有四川省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汪士铎本以及南京图书馆藏盋山精舍南直隶部分、竹书堂浙江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畿部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应天府部分。为纠正原稿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尽量利用史书及明清方志进行他校。《肇域志》征引资料浩瀚，他校既具难度又极为繁重。据统计，全书共出校勘记一万三千五百余条，校勘引用史书、子书、字书、类书、文集及明清民国总志、方志多达数百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部校勘记系对《肇域志》作了一次笺证，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无论对解读、发明《肇域志》之成果，抑或对研究顾炎武的思想，都极有裨益，可谓功德无量。当今学界风气浮躁，而仍有不为金钱所动、不计成败利钝而数年如一日作大量学术投入者，实是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