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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齐的藏学研究中包含的许多视点、方法和结论实际上都可以在今天的文化地理学谱系中找到相对应的范畴，虽然在当时图齐并没有把印-藏文化的空间关系作为有意识的研究对象，在其知识结构中也很可能不存在当时已经出现的文化地理学框架，但是他对地理因素与文化冲突及交融的细心观察在研究中多有显现。 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的文化地理学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1925年美国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的《地理景观的形态》一书的出版为其标志。从那时开始，文化地理学经历了受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种学术思潮的深刻影响而走向新文化地理学。凯·安德森等主编的《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张景秋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10月）不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代西方文化地理学的知识谱系，而且在社会、经济、自然、景观、主体性、帝国、西方、地缘政治等研究议题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开放性、批判性思考的思想特征揭示得淋漓尽致；它把没有边界、不设路标、不需要统一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思想风格。在当代西方文化地理学看来，文化当然不仅具有空间分布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生活意义、控制权力的概念，在本书中概括为五个重要主题：作为事物分布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作为含义的文化、作为行动（doing）的文化、作为权力的文化。本书编者反复强调这些议题既表明了文化地理学是一种思想风格，同时也是一个实质性的研究和争论领域（第3页），思想性与实证性的并存是很自然地形成的。如果从这样的文化地理学视域回看当年图齐眼中的梵天佛地，的确还可以有“空间转向”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