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通常认为19世纪晚期的中国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而非文化创新时期。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等话题，西方学者一直以来论著颇丰，但是即便是那些研究19世纪中国的专家也很难去具体分析帝国王朝最后几十年的某个画家或是诗人。在过去十年里，这样的研究状况得到了改变。出现了一些19世纪书画展览和研究；音乐研究工作者也将关注点对准晚清的京剧和其他地方戏种；研究文学作品的专家也开始关注世纪之交的小说。但是到目前为止，古典诗歌，这一备受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推崇的艺术形式却很少有西方学者涉及。 现如今，诗歌对西方的大众阅读群体而言，是一门遥远而神秘的艺术，但是对诗歌的认知在现代之前的中国却大不相同。19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都使用文言文作诗。将帝国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挽救出来的儒将曾国藩和洋务运动领军人物之一的张之洞都是出色的诗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19世纪晚期革新运动的领导者都创作了大量富于创新精神的诗歌作品。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诗是最佳的文学形式，他们也习惯通过诗这一媒介表达出最深沉也最个人的思想。 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将黄遵宪视作19世纪晚期改革者中最杰出的诗人。尽管这些评论很多都是借助文学之外的标准(比如黄遵宪的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但是他的诗歌本身就是了解那个时代文学的最好的向导，不管我们如何评价他的诗歌，但是比起同时代的许多诗人，黄遵宪的作品超越了时空界限。 熟谙中国文学传统使他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总结过去三千年的诗法，而与此同时他又对20世纪怀有期待。他既熟悉《诗经》等先秦作品又了解唐代大家，对19世纪的新晋作家也不陌生，他实际上比胡适早几十年提出了白话文运动的主张。此外他在作品中还预言了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作家的出现(比如他对传统观念的攻击以及对政治变革的评论)。 晚清革新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身份也使得黄遵宪的诗歌成为了解19世纪中国政治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没有几个中国作家能够洞穿社会弊病(包括讽刺的天赋)，而他恰恰能够以诙谐的方式将19世纪晚期的中国解剖开来。他对世界的认识不仅局限在中国，他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经历意味着他是第一位详细描述中国之外世界的诗人。同时，从他创作的大量科学主题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还是中国作家中拥抱19世纪末期国际科技文化的第一人。 这些特殊性赋予了黄遵宪诗歌迥异于他人的特点。20世纪之前的大部分中国诗人都为政府效劳，因此诗歌和政治呈现出密切的联系，黄遵宪的诗歌也如此。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简单介绍了他的生平，将叙述的重点放在黄遵宪的外交官和改革家的经历对其诗歌发展的影响。 大部分中国学者对黄遵宪诗歌的解读过于政治化或是强调政治意义，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四一十三章)中，我试图弥补这一缺失，从纯文学的角度人手分析黄遵宪的作品。在第二部分中，我将分析黄遵宪在晚清诗界革命中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他的传统题材诗歌，而最后几章将更多地关注放在那些以异域风情、当时中国政治和现代科技为题的富有原创性的作品。这些研究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分析黄遵宪如何运用传统的诗歌技巧创造出一个前人不曾涉及的新世界，因此我也在不停地追问黄遵宪的诗歌是如何适应中国文学史的大局的。 第三部分，集中了我的一些翻译作品，这是黄遵宪的诗歌第一次被广泛地翻译为西方语言。我从不是什么翻译的行家，这也是尽己所能的一些尝试，希望不管是专家还是普通读者都能够喜欢。有些专家可能会指出某些翻译没有忠实于原文，其实我早期也尝试过逐字逐句翻译黄遵宪的诗歌，但是发现那种过于刻板的方式并不奏效。黄遵宪的诗很难读，部分原因要归结于他的诗歌中巧妙地运用了大量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典故，这样一来，逐字逐句的翻译能够会使专家之外的大众读者感到迷惑。因此，关于一些典故的翻译，我尽量使用意义相近的英文习惯表达，如果没有相应的表达，就只好迂回累赘地翻译原义。尽管诗歌创作是自由的，可是翻译却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无拘无束；所有的翻译在意义上都要忠实于原文，如果英文表达一致甚至要在翻译中保持原诗的用字顺序。一般说来，如果翻译中某些细节有可能令读者感到迷惑，诗后的脚注中会附上更详细的解释。为了追求可读性，脚注也都非常简短，与理解诗意关系密切的文学和历史典故都会有说明，而那些只是为了和前代作品相呼应的典故则基本上不作特殊标记。而也只有那些对诗歌理解而言必不可少的作品、地名和人名才会特别注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