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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好几年，两人才得以会晤。1902年11月8日，张之洞在南京接两江总督大印，第二天（11月9日），海藏到水师学堂庆贺慈禧太后寿辰，就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当时在江南陆师学堂任职的恪士。两个多月之后，1903年1月20日下午，李拔可在南京“石坝街一枝春洋菜馆”设宴，散原、海藏、恪士、剑丞均在座中，隔座还有王幼霞（鹏运）。从此之后，恪士与海藏曾多次见面，直到1918年年底恪士去世。有几次是两人单独长谈，也有多次是在友人的宴席上相聚，其中除散原之外，还有张季直（謇）、沈子培（曾植）、朱古微（孝臧）、李审言（详）、陈石遗（衍）、李拔可等人，可谓众星云集，极一时之甚。顺便提及，日记中所记人名用字，常有同音借用者，如夏剑丞作剑成、陈叔伊（衍）作叔毅，甚至其夫人中照亦时作仲照。上文提到俞明震写作名震，而恪士亦偶作确士。学界对陈寅恪先生名中恪字的读法，有所讨论，此可为之作一佐证。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恪士跟海藏有关作诗的交流。1903年1月22日，上文所说的那次宴会之后两天，日记中记载说：“俞恪士示诗十数首。颇有才气，余以为颇似黄石斋。” 到了次日（1月23日），两人又见面长谈：“恪士谈至夜半乃去。”如今从《觚庵诗存》卷一可以知道，当时恪士已经有了五十多首诗作，而他去见海藏时仅出示十余首，想来一定从自己的作品中精挑细选了一番。海藏在日记中，对初次见面的人或是其诗作，往往直言不讳，寥寥数笔，却很得神。例如1895年2月5日初见黄公度（遵宪），说“其人甚黠，颇有才气”，但是后来对他的诗，却不以为然：“黄实粗俗，于诗甚浅，”（同年4月11日）“其诗骨俗才粗，非雅音也。”（7月25日）1897年2月27日初见梁启超，就说梁“谈吐尚有洒落之致”。相比之下，海藏对恪士诗作的最初印象，非常有趣。明末黄石斋（道周）素以书法闻名，但是这里的所谓“颇似黄石斋”，应该指的是恪士的诗作，因为从《觚庵诗存》扉页所载恪士手迹来看，与现存的石斋法书（例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喜雨诗轴》）风格并不相似。可惜手边一时找不到《石斋集》，不能拿恪士早年的诗作与之作比较，但是从海藏的日记和诗作中可以知道，石斋是他平生极为仰慕的一位同乡先贤，以恪士与石斋相比，在他来说是很高的评价。这次相晤之后， 两人在这一年的2月、3月、5月又多次在南京、上海相聚。5月18日，海藏为恪士写扇面，随后两人跟张季直一起到耀华照相馆摄影留念，相聚到傍晚才散，可见他们已很快成为知交。 根据海藏的日记，后来两人相见时，又有几次谈到彼此的诗作。1907年5月8日，两人在南京见面，恪士说他见到海藏替瑞莘儒（道光朝琦善之孙）题写在扇面上的一首七律，为“古人所无”。《海藏楼诗集》中并没有以此为题的诗，日记中也未提到替莘儒书扇的事，但是根据各方面的推算，可以断定，这就是那年春天海藏在情绪极为低落时所写的《送春》（《海藏楼诗集》卷六）： 检点平生空自奇，渐成灰烬欲何施。送春可得迴三舍，积恨应须塞两仪。来日尘劳殊未息，余年心病总难医。江南是我销魂地，忍泪看天到几时？ 恪士在同年所作的《登园亭感赋》（见《觚庵诗存》卷二）中直接作了回应： 一片伤心万柳丝，晚晴新绿上须眉。醉看残日悠悠下，坐听鸣蝉悄悄悲。花底炎凉俱有味，眼中陵谷更何思。从今记取苏龛句，忍泪看天到几时？ 恪士素来对作诗要求极高，曾经说过：“寻常人能为之诗，不作可也。”（见赵元礼《藏斋诗话》）恪士对海藏此作的评语（“古人所无”）以及他对海藏此诗欣赏到在诗末整句引用的程度， 与他平生的诗学原则相当一致。 1913年7月3日，恪士来上海拜访海藏时，出示了“南京焦山诸诗”，推算来当为《觚庵诗存》卷三最后的《乱后返金陵故居》、卷四一开始的《重至金陵故居吊刘姬》、《焦山松寥阁夜坐》等作。海藏读后，对恪士的这几首诗作出了坦诚的评价，并且说：“君诸作大似简斋，太隽伤巧， 此由中气不足，故在文字句法上求工。宜于未下笔之前酝酿渟蓄，使抑郁而后达，则中气有余而自觉过巧之为累矣。”细读海藏日记可以知道，后面那些话确是海藏自己的创作心得，甘苦之谈。海藏以“郑重九”知名于世，而从日记中可知，他好几首“重九”七律，都是在重九过了数日之后才完成的，很像是经过了所谓“酝酿渟蓄，使抑郁而后达”的过程。 1914年1月21日，恪士又带来他最近在南京的诗作，四天之后，海藏访苍虬，然后“同步过俞恪士，坐久之”。《觚庵诗存》的《诸家评论资料辑要》中收录《石遗室诗话》卷四选段，其中提到海藏圈点恪士近作数纸，后题八字云：“隽语易得，杜味难得。”虽然海藏日记中没有提到这个细节，但从前后时间推算，应该就是这一次见面时候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