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维勒画作《珀涅罗珀的织物》
    
    得伐石夫人（电影《双城记》剧照）
    
    中文版《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书影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十六章论述“发现”这一技巧时写道：“第二种是诗人拼凑的‘发现’，由于是拼凑的，因此也缺乏艺术性。”亚里斯多德所举的例子中有“索福克勒斯的《忒柔斯》剧中的压板声”。因为索福克勒斯的原作《特柔斯》已失传，罗念生在注释中写道：“《忒柔斯》剧中的‘压板声’大概透露了菲罗墨拉是谁，‘压板’是把纬线压平的木板，或解作‘梭子’。”亚里斯多德的这句话，英文翻译为：“Anotherinstanceisthe‘shuttle’svoice’intheTereusofSophocles”。想起很多年以前，刘皓明在一篇题为《梭之音：文的问题》的文章中将“shuttle’svoice”译为“梭之音”。刘文说，“‘梭之音’不是指梭子在织机上运行时的噪音，而是指梭子所表达的人的寓意。菲类美拉在舌头被戕后通过梭子终于发出‘声’来，这就为她最后变成夜莺准备了必要的环节。”想来，“shuttle’svoice”翻译为“梭之音”较之“压板声”似乎更为精准传神。
    关于菲罗墨拉（Philomela，又译作菲绿眉拉）的故事详见于奥维德的《变形记》。故事的内容大致如下：特剌克（Thracia，又译色雷斯）王忒柔斯（Tereus，又译作铁卢）因曾经派兵救援雅典，雅典王潘狄翁（Pandion）将女儿普洛克涅（Proc⁃ne）许配给他。后来他们生有一子，名叫伊提斯。普洛克涅因为思念妹妹菲罗墨拉，便请丈夫去接妹妹过来小住。忒柔斯“天性好色”，见到菲罗墨拉后就心生歹意。他将菲罗墨拉关进林中小屋，强暴后又割去其舌头。转眼一年过去，菲罗墨拉无计可施。“她说不出话，有冤也不能诉。但是情急生智，路尽逢源，她正在织布，便巧妙地在白地上用紫线织出了一篇文字，把她受到的屈辱都说了出来”。然后她将织布由女仆转交王后，王后打开一看，便知妹妹所遭受的冤屈。于是，姐姐将妹妹接回家中，一起将国王的儿子杀死，然后立即烹煮给国王吃。国王知道真相后，追杀姐妹俩。姐妹俩一个变成燕子，一个变成夜莺。
    这里的“编织”已成为重要意象，几乎可以等同于编织仇恨。T.S.艾略特在著名长诗《荒原》中引用了这一故事，并成为该诗中十分重要的意象：
    那是翡绿眉拉变了形，遭到了野蛮国王的
    强暴：但是在那里那头夜莺
    她那不容玷辱的声音充塞了整个沙漠，
    她还在叫唤着，世界也还在追逐着，
    “唧唧唱给脏耳朵听”
    原文为
    ...therethenightingale
    Filledallthedesertwithinvi⁃olablevoice
    Andstillshe cried, andstilltheworldpursues,
    “JugJug”todirtyears.
    在这几行诗的英文原文中，过去时与现在时在同一个句子里，这自然是不合语法的。对此，赵萝蕤先生在翻译时特别作了注解：“这两行的动词时态值得注意：‘充塞’和‘叫唤’系过去时，但‘还在追逐着’是现在时，著名美国评论家克利恒斯·布鲁克斯指出，‘世界’显然参预且仍在参预着国王的这个暴行，又说：时态的剧烈变化使之成为对现代世界的一种评价与象征。”诗人在稍后处又写道：“吱吱吱/唧唧唧唧唧唧/受到这样的强暴。/铁卢。”在长诗的结尾处诗人再一次引用了这一意象：“我什么时候才能像燕子——啊，燕子，燕子……”。有趣的是，日后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也引用了这一著名的意象，新派诗人曹元朗的十四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Jug!Jug!污泥里——Efangoeilmondo!——夜莺歌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典故出自艾略特的《荒原》，再往前追溯就是奥维德的《变形记》。
    这种“编织”与“仇恨”的结合以后屡次在西方文学中出现，并渐渐形成一种传统，构成了西方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不过，这种“编织仇恨”的意象，在西方文学中最早的例子，大概当属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珀罗涅珀的编织了。珀罗涅珀为了拖延时间，等待丈夫俄底修斯回家惩罚求婚者，每天白天赶织寿衣，晚上又将织好的寿衣拆去。她这样告诉那些求婚者：
    我的年轻的求婚人，英雄俄狄修斯既已死，
    你们要求我再嫁，且不妨再把婚期稍延迟，
    待我织完这匹布，免得我前功尽废弃，
    这是给英雄拉埃尔特斯织造的寿衣……
    诗中的拉埃尔特斯是俄底修斯的父亲。于是，
    她白天动手织那匹宽面的布料，夜晚火炬燃起时，又把织成的布拆毁。
    珀罗涅珀聪慧无比，工于心计，实际上她是在编织对求婚者的仇恨。
    关于珀涅罗珀。她也像她的丈夫俄狄修斯一样，充满智谋（metis）。通常人们认为，《伊利亚特》是男性的，阳刚的；《奥德赛》是女性的，阴柔的。而后者的阴柔美又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史诗的女主人公珀涅罗珀身上。甚至有学者指出《奥德赛》中存在着一种“珀涅罗珀诗学”。我们知道，“诗学”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诗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其原义为“制作的技艺”。在古希腊人看来，诗人作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靠自己的技艺制作产品。“诗学”（poietiketechne）就是“作诗的技艺”的简化。因此，从该词的本义来讲似乎更应该译为“创作法、创作学”。珀涅罗珀一直在为公公编织寿衣，这种编织也是一种“诗学”，它以隐喻的方式指向诗歌的创作。珀涅罗珀也在编织故事，并编织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经纬，可以说，“一个从事纺织的珀涅罗珀就是一个隐喻意义上的诗人”。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还有另外一个关于编织的故事。女战神弥涅瓦说，以前有个名叫阿剌克涅（Arachne）的姑娘，她是吕底亚染匠的女儿，纺织手艺高超。“时常，林中的女仙们离开提摩罗斯山坡上的葡萄园，帕克托罗斯的水上女仙们离开自己的河流，来看她的精美的纺织。”她将女神都不放在眼里，敢于同女神比赛。她织出的布匹上故事生动，无可挑剔。女神非常气愤，将这布匹撕碎。姑娘愤然上吊自杀，女神心中怜悯，把她解了下来，说道：“坏姑娘，你还是活下去吧，但是你老得悬在空中，你的族类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使你们将来世世代代得不到安全。”她从此永远纺着线，她变成了蜘蛛，还像往日一样地织呀织呀。在这里，姑娘的纺织与仇恨和惩罚紧密相连。
    另外，在古老的欧洲文化传统中有一些决定命运的女性，她们也大多都是杰出的编织者（greatweavers），譬如北欧神话的命运三女神、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得墨忒耳的女祭司、大地女神盖亚的女预言者等。因此，后世著名诗人布莱克如此写道：
    将性别之间的冲突织进梦中在生活的罗网中哭泣。
    当代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那部影响巨大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者与19世纪文学想象》转引了布莱克的诗句，并指出，这里所说的女性指的就是“在她力量的洞穴中‘从生到死之中’编织‘世界的图案’的从事编织的女性”。
    当然，关于编织仇恨，大家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海涅的名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了：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我们织布，日夜匆忙——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三重的诅咒，我们织！我们织！
    这首诗表现了工人阶级对统治者与剥削者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和不可遏止的愤怒。自然，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文学中还有很多。
    就英国文学而言，读过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双城记》的读者，一定记得小说中有一位得伐石夫人（MadameDefarge），她总是坐在小酒店的柜台后面编织。她“有一双似乎什么都不看却什么都不放过的眼睛。一只大手上戴着沉甸甸的戒指，脸色镇静，相貌坚毅，举止从容不迫。得伐石太太身上有一种品质，让人可以由此断定，她所经营的任何账目都是不会出错的。生性怕冷的得伐石太太身上紧裹着毛皮衣服，头颈上还围着一块色彩鲜明的披肩，不过一对大耳环倒没有遮住。她面前摆着编织活……”。这里所说的“任何账目”应该包括埋藏在她心中的那本血泪账。她在那里不慌不忙、聚精会神地编织，她是在编织对埃吾瑞蒙德家族乃至整个贵族阶级的仇恨。“她用她自己的针法和符号，用编织的方法把事情记录下来，一切就明白得像青天白日一样。相信她吧。那些胆小的懦夫可以抹去自己的存在，却没法从得伐石太太编织物上抹去自己的名字和罪行。”得伐石太太不停地编织裹尸布。她一边编织，一边数着那一颗颗落下来的人头。
    由此看来，西方文化的编织总是与仇恨交织在一起。仇恨的积累就像编织的累积，在不断地滋生发展，终有一天会突然爆发。这与中国文化中的编织意象颇为不同。关于编织或者纺织，中国文学中亦有许多记载，但与西方文学的意境显然不同。在《诗经·小雅·斯干》中早有描绘：“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这里的“瓦”指的是古代纺线的纺锤。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生下女儿，放在地上睡，给她包上抱被，让她玩纺锤。母亲在女儿出生不久，就和她一起玩纺织游戏，其乐融融。南北朝著名的《木兰辞》中写道：“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木兰姑娘一边纺织一边在寻思替父从军，这里表现的是女儿对父亲的关心和爱护。当然，关于编织诗，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里，编织与母爱、亲情紧密相连，母亲的爱与儿女的感激交织在一起。
    同样一种文学意象差异如此之大，中西文学传统之不同由此可见一斑。对这种文学意象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的探究应该是比较文学中主题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国学者梵第根说：“这一类的比较研究往往会异常清楚地阐明了各位不同的诗人之天才和艺术，并同样阐明了他们的群众间的情感之演进。”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中的一针一线，不仅能体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作家独特的创作意图，还能由此窥见不同民族生活习俗、文学积淀和文化心理之间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