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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先生又说： 再者，他的《咏史诗》也是值得注意的。以历史人物为题材，本始于班固，可是固诗只陈述一人之事，不见作者的思想情感，殊不足贵。太康诗人左思，取前贤的史实，寓自家的感慨，后世咏史之作，奉为宗派。但此种手法，并不始于左思，而始于阮瑀，特左诗最成功，以致瑀诗反为所掩。 我们因此得以体会，治文学史，文本的细读是多么重要！而前人的意见绝不可忽略，但亦不必尽信。历来于阮瑀只重其文，不重其诗；《诗品》虽称，亦略云“平典不失古体”而已。台先生不放过所有材料，又细绎文本，所以能见人所未见。 其余如：论徐幹，举其《情诗》为例云：“幹诗善于抒情，今存诗只有四首，皆缠绵凄婉，实上承古诗十九首之馀绪，而下开六朝绮艳之风。”论应璩，则举其《三叟》等诗，指出应诗在词藻高华的时代，居然大胆作白话诗，乃有意创造一种白话诗的风格，故能给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以影响。凡此，亦俱超越一般文学史论述之格局矣。 （四）南北朝 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形式美无以复加的时期，台先生于此并无与众不同之见，但论述极清晰扼要，有逻辑、有结构，则又远胜同类之作。其《文学技巧的发展》一节，标举声律说、用事之风尚、句法等三目，分别阐论声律说至永明时已成熟；用事之风愈演愈烈，文章殆同书抄；句法则文必骈丽，且讲求“四对”（言对、事对、反对、正对），终则走上四六等现象；而结语云：“作品的声调，有了一定的规律；作品的语言，有了已经编好的典故；句法的运用，也有了一定的形式。足证这一时代的文学形式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最高峰。”读者读之，对这一时期文学内容与形式立即可以了然，全无窒碍。至于“轻艳”风格所以形成，台先生的分析是： 南北朝的政治是对立的，但在思想方面却同以佛教思想为依归，梁武帝并因此而灭亡。佛教的出世思想所以能盛行于南北朝的原因，不外南北朝都在动乱不安的情形之下，佛教思想遂被接受；帝室王公世族豪强于安乐的生活中，又往往有人生无常之感，于是将精神寄托于佛教以求解脱；又因感于人生的无常，遂抓住现实而过着无止境的淫逸生活；如此，人间的欢乐既得满足，死后又可得救升天。为此原因，表现于文学方面的是：既失去了传统的儒家精神，也不是佛教的出世思想，而是颓废的、浮浅的、轻艳的风格。既然以轻艳为主，那么只有形式而无内容了。 从时代造成人们心灵的不安；而心灵的不安又图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共同抚慰的“心理”层面去解释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剖析亦甚“体贴入微”。 此外，如论吴歌为五言绝句之发源，虽非新说，但列举《华山畿》一句三言、两句五言的形式，到《华山畿》、《读曲歌》三句五言的形式，到《读曲歌》三句五言、一句七言的形式，再到四句五言的形式，并云今存两百多首的吴歌中，大部分皆此种形式，如一百一十七首的《子夜歌》即是。整个说明极有理路、层次，对读者获得鲜明确实的认知而言，效果极佳。 最后，我必须指出，于南北朝文学发展，台先生还是有他令人欣喜钦佩的论述，例如对诗赋合流现象，台先生特别强调，此以萧纲为最著，并且举其《对烛赋》为例而云： 这一篇五十二句的短赋，竟有五分之二诗的句子。虽不失其综合之美，而生动自然，近乎唐人歌行；若衡以魏晋人所作，完全异趣；至其属对之工整，足以代表齐梁人之风尚；然如“铜芝抱带复缠柯，金藕相萦共吐荷”，实嫌生凑，又足以代表当时力求工整之通病。 就一篇作品中看出种种或异乎前代、或呼应时风、或开创新体的意义，若问其何能致此？则仍不得不多归因为台先生一丝不苟、细密如发的文本阅读功夫。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