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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中国文学史，多自周代述起，间有及于殷商者，也寥寥数语，看不出观点。台先生特立《殷商时代文学的片断》一节，综合各种史料、出土文物，推殷代社会已由畜牧经济进而为农业经济；其风俗，信鬼神、重巫卜、好美术、喜饮酒，其想象力之丰富，远非后来号称文化灿烂的周代所能及。故文学作品虽于甲骨中未见，但以为当殷末周初之时，能有如《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记箕子《麦秀歌》及《伯夷列传》所记《采薇歌》等之歌诗，应该是可信的。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前人固已多所考订，但台先生有更“明确”的意见。他认为《汉书·礼乐志》所谓“雅颂相错”，是指声律错杂而言，因此会出现本来是雅歌，奏出来的却是郑声，孔子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正是这个意思。《论语·八佾篇》所载：“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既然是向鲁太师提供意见的口气，所以孔子对于三百篇的贡献，是乐的方面而不是诗的本身；所以孔子自己也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台先生再一次展现了他会通资料、活用资料的能力。 对于屈原一派风格的渊源，台先生特别列《说苑》之《至公》、《正谏》、《善说》等篇，《新序·节士》，《论语·微子》，《孟子·离娄》以及《左传·哀公十三年》共七篇楚人歌证之，并详引《善说·越人歌》为例，其越语译为楚说则为：“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又引《列女传》卷二《柳下惠妻》之诔文，注明此诔语法与屈原《橘颂》同。凡此种种说法均极精要，亦正为台先生《文学史方法论》所谓自形式、句法考察文学传承之例也。 （二）两汉 台先生这种对“探本寻源”的重视，又表现在他对赋的讨论上。他首先辨正“赋”的字义既假借为“敷”，又假借为“诵”；而《左传》中之赋诗，即诵诗之意；《汉书·艺文志》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可见此一定义不始于班固；继引《周礼·大司乐·注》：“以声节之谓诵”，认为诵是声音有顿挫，“诵其言谓之诗”（《汉书·艺文志》），可见赋亦属于诗的范围，故班固又云：“赋者，古诗之流也。”至于《周礼·大师·郑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政教善恶”只是说明赋这种文体的做法，赋的“本质”还是“诵”的。台先生最后为赋下一界说：赋的文体是朗诵的，赋的内容是铺陈政教善恶的。 辨义之后，台先生继续阐述赋的产生过程，复综汇《周礼》、《国语》、《荀子》、《史记》等记载、注疏，考订赋的初型是古代残废贱民的一种技艺，其在宫廷中，也仅如倡优侏儒一流，提供皇帝娱乐而已。后由民间口诵形式影响文人模拟，变成后世所谓“赋”，而其最早作品，即《荀子》之《成相篇》及《赋篇》。 对于汉赋的发展变化，台先生还有一段极精采的话：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是扬雄自忏的话。我们很可以拿这话来划分贾谊及其后来的作家不同的作风。要表现自己、反映时代，这便是从屈原到贾谊一派的特色，也就是诗人的精神。要铺采摛文，导谀皇帝，不问内容如何，但承人主之喜悦，这便（是）“辞人”的“热衷”。贾谊以后就是这一派“辞人”盛行的时代。 台先生拈出“诗人的精神”、“辞人的热衷”，真是锐利深刻之见。这不仅鲜明地判别了汉赋的两类，让我们明白“辞”、“赋”毕竟不同；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中国文学传统中自有“诗人”一类———而这“诗人”精神，又不仅于诗的传统中可见，即在文的传统、小说的传统中亦可见。而台先生亦因此乃能于汉代散文论述中，除一般常见之“诸子系统”、“史传系统”外，另立“文士文”一系统，以邹阳、枚乘、严忌、司马相如为变诸子系统，失去思想内容之代表；以蔡邕碑传文为变史传系统，失去了历史真实性之代表。并云，自此之后愈演愈烈，终造成极端的形式美。 （三）魏晋 述魏晋文学史，台先生较特殊的是，以甚多的篇幅条析其时代思潮，依序论述：由重刑名而产生的新风格（前已述及）、由校练名理到老庄玄学、嵇阮放诞及其影响、玄风与清谈等，隐然暗示不知玄学、佛学、政治，则无以知魏晋文学。其次，对魏晋文士，依相关评论，列举重要人物，详加考论，不偏废任何一家，亦不侧重任何文体。如其论阮瑀，引其《七哀诗》：“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已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而有如下动人的剖析： 以悲观的想象，写出人生的虚幻，既朴质而又真切，这在建安作品中是别出一格的；富贵无常、人生虚幻，本是建安诗人共同的感慨，然从无如此涉想的。人们能想到“身体如土灰”的时候，一定会感到生命之可爱、现实之可贵；相反的，人们能了解人间世的富贵与贫贱者最后都得归于同一的命运，也可以不必执着于现实了。后来陶渊明自挽诗，与阮瑀此篇，不能说无相当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