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北京解放，但陈寅恪先生并没有留在北京迎接全国解放，当然他也没有桴海他行。1948年12月，先生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到广州停留下来，在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69年离开人世，在岭南度过他生命的最后20个春秋。在1942年先生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写过一段极为深情的话: 百年以来，洞庭横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缀。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饥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废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金明馆丛稿二编》) 先生一生文字很少流露此序所表达的对中国未来的热切憧憬，虽然其用意是在勉慰杨树达先生，更关乎自己素所追寻的梦想。可惜他的梦想未能变成现实。 基于先生的学术声望，学校主事者及当时中南局和广东省的首脑，对先生是礼遇的，关怀生活起居有时甚至细而入微。1954年国务院尝派人赴广州动员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开始先生不是没有就意，对助手黄萱说:“我们到北京去，你也得跟我们一起去。”但后来决定不去。表面理由是贪恋南方暖和、不善行政工作等等，实则当有更深层的原因。 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先生的学术思想遭公开批判，致使不能再登讲堂。“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桔黄蕉斗岁新”、“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1950至1966年所写诗计200余首，集中反映出先生晚年的心境充满了困惑、忧伤与惋叹。 尽管如此，先生的学术研究仍结出丰硕的果实。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整理完稿，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线装印行，后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普及本出版。1951年写成《论韩愈》一文，这是先生最重要的论著之一。接着，就是有名的《论再生缘》的写作。最后则有三卷本、8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的撰写，穷1954至1963前后十年之功，终于在目盲体衰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为明末一代奇女子立传的明清文化痛史。书成之后，先生有诗感赋，其题曰“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丑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961年写给吴雨僧的诗里，也有“著书唯剩颂红妆”句。读者如不察，很容易因先生的自嘲把他晚年呕心沥血的两大著述，当做等闲的消遣之作。实际上，《论再生缘》的写作，特别是《柳如是别传》这部大书，是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经历和治学经验的总结，最能见出他的学术精神。如果说已往的著作大都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别传》则是借传修史。 1929年，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所立的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铭，写出一段极不寻常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话，既是为王国维立铭，也是为寅恪先生自己立铭。《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中心题旨，就是冀图“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惜这两部著作先生生前未能出版。 自1952至1966年，黄萱女士出任先生助手，许多论著都是经先生口授，由黄萱女士笔录而成。1962年7月，先生右腿骨在入浴时跌断，经住院治疗，仍未痊愈，以致只能半卧，不能立行。从此盲目而复膑足。一年前吴宓自四川来广州探望老友，在日记中记下先生的形象:“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目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待到右腿跌断，“以杖缓步”或“搀扶而行”，也不能够了。不久“文革”发生，先生遭迫害，致使心脏病加重，于1969年10月7日清晨病逝于广州中山大学自宅，终年80岁。一个月以后，即1969年11月21日，与先生40年甘苦与共的唐晓莹先生也撒手尘寰。两年前先生尝预撰挽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