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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编辑岗位时，曾接到读者提问，要求对袁枚论诗中的性灵说，发一点有关解释的文章。当时我查了一下，没有找到涉及这个话题的来稿，但读者的意见，我一直没有忘记。最近得闲，偶读袁枚的《续诗品》，便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感想，也求教于识者。 袁枚（1716—1797）是钱塘人，雍正五年中秀才，乾隆三年中举人，乾隆四年中进士。乾隆七年，举行清书考试，他不懂满文，考得不好，被降级使用，改任知县。官场失意，加上母亲患病，他向朝廷打报告乞养归山，其后终生脱离仕途，筑随园笔耕，驰骋文坛诗苑。这位清代的诗论大家，可谓著作等身，尤其关于诗的论述，十分丰富。人们在研究他的诗论时，多是关注他的《随园诗话》，而对《续诗品》，提得很少。他的《续诗品》，是续唐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来写的。实际上，二者的角度并不相同。司空图主要是写诗的不同风格，写法上是意象化的展现。所谓二十四，即是用二十四首诗来阐释，韵味深长，影响深远。而袁枚的《续诗品》只是采取了他的语言形式，侧重于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创作态度。 袁枚的诗论，影响最大的是性灵说。而性灵说讨论的核心，是诗人写诗主要靠内在情感，不能光靠才气。没有内在的情感，光强调格调、肌理、格律，是不可能写出好诗的。他从斋心（“诗如鼓琴，声声见心。心为人籁，诚中形外。我心清妥，语无烟火。我心缠绵，读者泫然”）、理气（“吹气不同，油然浩然。要其盘旋，总在笔先。汤汤来潮，缕缕腾烟。有馀于物，物自浮焉”，气者，兼诗人气质与生气之意，是性灵的重要部分，包括阳刚和阴柔二气）、博习（要博学多识，但不要有门户之见，不要分唐界宋，要转益多师）、尚识（“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四个方面，阐述了性灵说的核心，而四个方面又相辅相成。又如“锦非不佳，不可为帽。金貂满堂，狗来必笑”，强调“意为主人，词为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写诗应该以胸臆为主导，而不能光凭一点才气，罗列辞藻。如果“奴婢”强过“主人”，那还怎么使唤呢？ 写诗要“着我”，即写自己的胸臆：“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孟学孔子，孔学周公，三人文章，颇不相同。”既要表现诗人的性情、审美情调，又不能蹈袭前贤，寄人篱下，要独出机杼，有自己的风骨——这都是很精辟的见解。 中国的民歌，真切感人，皆因出自歌者的性情。孔子所编诗三百，为“劳者歌其事”，不是士大夫的文字游戏。鲁迅先生曾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傅斯年先生认为诗歌形骸（体例）的进步，不等于素质的进步，“若干民间文体被文人用了，技术自然增加，态情的真至亲切从而减少。所以我们读大家的诗，每每只觉得大家的意味伸在前，诗的意味缩在后，到了读所谓‘名家’诗时，即不至于这样的为‘家’的容态所压倒，到了读‘无名氏’的诗，乃真是对当诗歌，更无矫揉的技术及形骸，隔离我们和人们亲切感情之交接。那么，无文采的短章不即是‘原形质’，识奇字的赋不即是进步啊！”这一段话，对袁枚的性灵说，可以说是一种声援。 这些年，文艺理论花样翻新，山头林立，口号此起彼伏。如有人说“愤怒出诗人”，且看岳飞的《满江红》，虽有“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也不全是“怒”。“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乃千古箴铭，一腔热血，凛凛正气，怎一个“怒”字了得？ 还有的人认为“愁苦出诗人”，他们说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搬出王国维做代表，这实在很冤枉。王国维确曾在《人间词话》里，把愁苦诗人李后主抬举到了极致，但他所说的是一种文学现象。现实生活中，这种愁苦的滋味是可遇不可求的，既不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又要写愁苦之言，跟自己过不去，滋味并不好受。性灵说不主张这样强说愁苦，好端端伤春悲秋，无形中就成为自欺欺人的把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古诗词，写愁苦之言占多数，虽有边塞诗之激越、雄浑、磅礴和苏辛诗之豪放，但终究难以压倒哀婉、纤丽的病态，这就形成了中国古诗词“阴柔的特质”。而这些愁苦之言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感动着世世代代的读者。“其中妙诀无多语，只有销魂与断肠”，亦不乏登峰造极的佳作，就像古希腊的城堡文化，单一性结局的悲剧比双重性结局的喜剧更受观众的喜爱，理由是一样的。人们对此进行过许多探索，有的作家鼓励诗的形式的多样化，认为如果诗歌能出现千千万万的不同表现形式和风格，那就是文学解放的日子。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社会的发展是渐进的，文学脱离现有的形骸，还不能说是进步，关键是内质的进步，少矫情，多真情，少仿造，多风骨，少机巧，多尚识。在这一点上，《续诗品》的指导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袁枚的“续诗品”，其实比《二十四诗品》接近具象化，既有形象思维，也有抽象的概念化表述，而作为一种诗论，同其他理论一样，终归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不脱离生活和历史进程，方可显现出它的生命力，不管时间多么悠远。（刘克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