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谍战剧《双刺》剧照 近来,随着电视剧 《追击者》 《猎人》 《解密》 《麻雀》 《双刺》 《卧底》 等陆续播出,荧屏上一下子又是谍影重重。作为最“烧脑”、拼智力的电视剧类型,谍战剧一直深为人们喜爱,只是创作上出佳作却不易。回顾近10年的创作,也不过 《暗算》(2006)、《潜伏》(2009)、《黎明之前》(2010)、《悬崖》(2012)、《红色》(2014)、《伪装者》(2015)等不超过两位数的作品为人们所肯定且印象深刻,更多的作品则是陷入了有限的套路之中。本期文艺百家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以近期热播的两部谍战剧为例,探讨这一类型当下所面临的创作困境,以及突破的可能。 ———编者的话 再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发生在历史的天空下 ———评谍战剧《双刺》 戴清 谍战剧在谍战的事件、事理、逻辑、悬念之外,还需要有力地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个性及其情感命运,使人“情”、物“理”合情合理,如此才是上乘之作。偏倚某一方面,都很难成为谍战剧精品之作。事实上,戏剧情境原本即由事件与人物关系共同构成,只有破密码、忙接头、除内奸、炸军火等谍战事件,而缺乏巧妙钩织的人物关系、情感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物命运,是很难产生引人入胜、富于张力的戏剧冲突的。 依此来看,《双刺》 在审美上的特色和问题都比较明显。从特色上看,该剧对谍战事理、逻辑的处理还是清晰的:彭刚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发展的谍报人员,多年潜伏在国民党的机要部门,妻子吴佩欣则是国民党要员。两人曾经携手抗战,战场上,一颗子弹穿过两人的身体,让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情侣和亲人。然而,在成都解放前夕的历史转折关头,代号蝉的彭刚被组织唤醒,需要担负起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此刻,彭刚和吴佩欣的鸿沟日渐清晰,大时代与小家庭、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这个戏核也是全剧的核心冲突,让它明显不同于 《潜伏》《黎明之前》 《悬崖》 等之前的大部分国产谍战剧———在那些作品的人物关系设置上,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革命+心心相印是叙事主流。《双刺》 中,彭刚和吴佩欣从相爱到渐行渐远,激烈对立的“亲密的敌人”关系是新的审美突破,也具有更强烈的戏剧张力。 作为一部非典型谍战剧,《双刺》在写人、写人性及人的心理,特别是表现大时代变革中小家庭和个体的选择与命运上颇见功夫,比一般单纯靠悬念、靠谍战事件等外在冲突支撑的谍战剧艺高一筹。从人物定位上看,它突破了谍战剧只能表现完成任务的超能英雄的套路———彭刚不是谍战神人,也不是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他重感情、爱小家,有人性的弱点,有失误、轻信和疏忽———这些都给革命带来了损失。而当时的成都、吴府、城防司令部则是历史转折关头的漩涡。此时的斗争已到白热化程度、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生死抉择,敌我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敌我不明。该剧凸显了历史转折时期命运的偶然性因素,时时处处存在不可预知的凶险和危机,如剧中江一林的被捕纯属歪打正着,他的牺牲也不是敌人处心积虑的结果;肖静本已要坐飞机远走高飞,最终死于非命;即使像怕死怕得不行的小特务朱三,也在一心求苟活时横死。当然,还有那么多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倒在黎明前的黑夜之中。如果说 《潜伏》 的结尾是悲凉的,那么,《双刺》 的结尾———彭刚最后慷慨赴死以明心志、自证清白则带有浓厚的悲剧意味。 而在表现人物情感关系以及拿捏情感分量和尺度上,《双刺》 在多处都避免了俗套表现,没有陷入虚假的浪漫主义色彩。当下许多电视剧中,谍战英雄除了谍战,主要的功课一定是谈恋爱,很多行为动机都是由爱而来、因爱而去,谍战剧越来越向偶像剧、情感剧靠拢,以至于有些作品一味陷入人物的情感关系,却缺乏足够的谍战事件支撑,难以达到谍战剧的基本要求。回到 《双刺》,该剧首先没有强化、神化爱情的力量,没有如观众所盼望的那样,将吴佩欣改造过来,最终夫妻联手,痛贬对手邓汉山,共同迎接革命胜利。与此同时,该剧也没有将屡屡作恶的吴佩欣处理为死去,让彭刚和洪玲两个革命者最终走到一起,幸福地迎接光明。而是彭刚以自己的死为妻子赎罪以唤醒罪人,让信仰爱、却最终扼杀了爱的吴佩欣在几乎所有亲人都惨死的残酷现实面前终于清醒过来,向革命低头、服罪。这些不落俗套的处理都使得该剧对人性有了较为复杂、丰厚的表现。 然而,该剧播出后争议颇多,也和该剧的明显不足有关。而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历史的真实性上。众所周知,由于谍战主人公天生具备了神秘色彩,谍战剧一直都在走传奇化路线。《美人计》 《卡萨布兰卡》 《39级台阶》 ……这些银幕上经典的谍战作品,也让今天的观众在接受传奇化谍战剧时很少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谍战剧可以完全抛开真实于不顾,忘记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是发生在历史的天空下。《双刺》 以成都解放为历史背景,剧中的邓锡侯原本就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是当时被我党策反、起义的国民党军阀之一。但剧中所表现的成都解放前夕的历史氛围却不够符合当时真实的历史背景,也缺乏营造这种真实的历史感的能力,而是把更多的笔墨用在谍战叙事和彭吴夫妻情感纠葛的琐碎事情上,包括彭刚最后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去行刺蒋介石,都显得太过跳脱、虚假,观众因此对该剧产生的质疑无疑都有其道理。 除了在历史氛围的营造上力有不逮之外,与 《暗算》 《潜伏》 等优秀谍战剧相比,《双刺》 在人物塑造上也缺乏历史质感,而这已是当下谍战剧日益偶像化之后的通病———特别表现在女主人公吴佩欣的身上,都市时尚感太强,历史感却比较欠缺,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更谈不上,吴佩欣和肖静的语言缺乏各自特色,对手戏也过于拖沓;邓汉山的语言能够见出编剧的台词功夫,但演员表演却缺乏力道,人物满腹经纶时总难脱背词儿的感觉,也就很难达到应有的艺术效果。换句话说,我们允许涉及历史的艺术作品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但是这种虚构和想象应该具有情理上的真实。事实上,突破套路、塑造有历史质感和丰富可信的人物形象,不只是谍战剧的难题,也是其他类型剧艺术出新需要面对的普遍挑战。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每一次对过去的选择和遗忘,都扎根在现实的针脚里 ———评谍战剧《麻雀》 项静 与引起巨大关注的国产谍战剧《潜伏》 《黎明之前》 《暗算》 《伪装者》 相比,《麻雀》 在残酷的斗争中特别强调了青春偶像的色彩。年轻的面庞吸引着更低幼年龄层的关注,当然也会过滤一些历史发生时复杂歧异的环节,变得精致唯美智性烧脑。 《麻雀》 是以谍战剧包裹的青春偶像剧,又以青春和热血的外观包裹着特殊的历史叙事。年轻等同于激情、理想,忘却个人得失,无尽的他人,无穷的远方,都和他们相关。中共地下党员宰相、陈深、李小男,他们执着努力,在血雨腥风中自我锻炼,刺破忧伤的迷雾,就是一首关于过去和年轻的颂歌。今天年轻的人们依然愿意去听这首颂歌,因为这里面有年轻人的存在感和参与感。曾经的年轻人无比忠诚,具有信仰,敢爱,爱得从容;敢死,死得从容。 《麻雀》 几乎集成了谍战剧所有的必要配备;人性的煎熬和极限的疼痛,暗夜中的迷茫,爱与错过,信仰与诱惑,兵荒马乱,朝生暮死,在这种悬崖上刀尖上行走,正常的一切都变了样,每一个人都像刺猬一样竖起全身的刺。在这个意义上,《麻雀》是一部烧脑戏,步步为营、惊心动魄,主人公分分秒秒都命悬一线。如果不苛责演员演技,不深究每一个细节和逻辑,的确会陷入无时无刻不在的紧张感中。 但在大量生产的谍战剧中,类似的历史背景,相差无几的故事结构,人物设置和情感模式也很难说有哪一个更高一筹,在仿若谍战剧情一样的激烈竞争中,《麻雀》 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高度重复的逻辑和情节中,吸附观众的东西是什么? 回到谍战这个类型本身。要说活跃于大众生活中妇孺皆爱的国产电视剧类型,宫斗剧和谍战剧肯定名列前茅。二者有相似的结构和推进模式,以及人性的拷问模式。但有正确价值导向的谍战剧像一只风筝,总有被牵着它的历史正义之手收回来的机会。谍战剧的信念前提和民族意识保证了所有的斗智斗勇不会走向虚无和人性的深渊,它有黎明到来的远景和超越虚无的力量。维持斗争和心智的动力,对人物来说首先是自我选择:选择一个未来社会的理念,选择一种信念和理想,并为之去潜伏、奋斗和牺牲。 潜伏总是一场激烈的智力“游戏”,每一个入局的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接受最凌厉的考验。《麻雀》 最大魅力在于对谍战剧的自我悖反:既要追逐激烈和紧张的故事,又在制造一种日常生活,既依仗英雄,又追慕凡人。所以它让无法承载的内心的波澜壮阔,保持着一个平淡随意的躯壳———爱情、亲情、兄弟情依然有模有样。日常与乱世的张力,撕扯着观感神经。相对于紧张、压抑的谍战剧情来说,“麻雀”是个很迷人的乱世意象:麻雀在枝头房檐上啁啾,是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就像晴朗的天空有鸽子在飞翔。仿佛在乱世中才能真正体会永世安稳一样,麻雀是一个让人心酸,并能获得短暂停歇和安慰的意象。 《麻雀》 借着一个封闭的空间和紧张的情势,演绎着现实人生的同类项,比如关于活着这一项哲学,其实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投靠汪伪政府的毕忠良把重庆和特工总部都当做一条船,反派角色苏三省三易其主,谁给的利益大,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这是首要的选择。毕忠良对中共地下党员陈深的兄弟感情,除了共过生死,就是“咱们是一双筷子,齐了心才有饭吃”;扁头就想混碗饭吃,并不是真心替日本人干事,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寻找的借口和让自己心安的理由;毕太太善良仁慈,她只要求身边的这两个男人,永远平安。他们在生存的逻辑中,看不到上海以外的天空,也感受不到更高的追求,只顾着眼前,走一步算一步。他们都是被某种意志选择的肉体凡胎,匍匐在生存和活着的逻辑里本是寻常,获得安全感保住位置,就需要去拓展自己的空间,去色厉内荏,依照丛林法则生存,变成虎狼。但他们的初衷又看似合理:毕忠良深爱着太太,勾勒着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苏三省心狠手辣但又爱着单纯开朗的李小男,这个女孩满足了他所有关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弥补了心理缺陷。软肋是双面人生的自我拯救,极端和变形是局促空间里的挣扎:唐山海和徐碧城假夫妻;毕忠良与妻子没有孩子;柳美娜嫁不出去;苏三省过着单身生活。这是一个没有日常生活的戏剧化世界,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夸张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麻雀》 对凡人的照拂跟今天的后续追溯者的历史观之间有一个参差的对照,它从人物的情感到故事发生的空间、镜头语言和细节呈现都有一种忧郁的美学情调。我们能够感受到主创者对故事发生地———上海这座城市的爱和怜悯,它带着我们回到一个无法重现的过去———那个年代的上海。编剧海飞说:“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那时候的冰箱,那时候的电梯,和现在都不一样,都有一种手艺的魅力。特别是呢子大衣,手工缝的,残留着裁缝师傅足够的手的余温。那样的呢子料,是活着的。宰相穿着的,就是这样的呢子大衣。”《麻雀》 在努力维持的客观呈现中隐藏着忧郁和对具体之物的爱,时时悬挂的死亡之剑,会制造幻觉之爱,在大限面前,一切都变得忧郁迷离。然而混沌早晚要打破,局中人早晚都要告别。在彼时的上海,在特工总部之内,各方势力都处于一个机构内,谜底在任务突现和各种破绽中总会浮出水面。一个既定的结局在等待着人们,看到最后,谁是麻雀,谁是卧底并不是一个难解的谜题,那个已知的结局让观看者旁逸斜出,在这个借来的空间时间里制造自己的美学意义和自我安慰。 我们都清楚这是一个过去的故事,一个拥有既定结局的故事,留给编剧和演员的演技的,是那些平凡而激烈的生死和爱情,他们的挣扎和不甘,内心的恐慌和无望,像细菌一样繁殖生长,这是编剧获得的局限中的无限自由,可以无限制地想象和深描。每一次对过去的选择和遗忘,都扎根在现实的针脚里,宏大与微末的距离有时候就是可以点线直达,电视剧总是最世俗的情感形式,所有的重复里含着某种深情和矢志不移。 (作者为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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