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120周年诞辰，让我记起茅盾于民国年间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及创作的《见闻杂记》和《苏联见闻录》三本游记。1933年茅盾因发表长篇小说《子夜》而名声大振，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巨匠地位。当我重读茅盾这三本游记后，看到茅盾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小说家，还是个肩负时代使命，广泛收集和研究社会风貌的游记散文家。这也为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及四十年代苏联社会文化留下了一份可贵的文献资料。
    
    《中国的一日》 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9月初版，内封。
    一、展现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风貌的《中国的一日》
    《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9月初版。主编茅盾，助理编辑孔另境，竖排精装本。全书分为《全国鸟瞰》《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共计18编。配有插图数十种。卷前有蔡元培1936年9月4日手书上版的《序》，茅盾1936年8月20日撰写的《关于编辑的经过》。茅盾的文章将编辑《中国的一日》的起因、过程及征稿、体例、意义等作了叙述和介绍，文字严谨、流畅、精准。他在开篇中强调指出：“这本书能够和读者见面，全靠了国内外数千位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们热心的指教和赞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珍本中，《中国的一日》无疑是很突出的一册。
    1936年春天，高尔基在苏联发起和主编《世界的一日》的消息传到国内，上海生活书店的创办者邹韬奋受到启发，想袭用这个思路编一本《中国的一日》。4月下旬，邹韬奋找到茅盾，提出这个想法，并请茅盾担任《中国的一日》的主编。茅盾起初推辞说：“你应该请鲁迅来编。”邹韬奋以鲁迅身体不好、不便烦扰为由，面露难色。茅盾便不再推辞，担当下来。随后，他们开始讨论编辑方案。邹韬奋显然有备而来，茅盾后来回忆，谈到活动的目的时，邹韬奋提出：这是一种很活泼的形式，可以通过它来反映全国各地民众抗日的要求，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作一对照；也可以向读者介绍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全国的黑暗面和光明面。为对付国民党当局，邹韬奋还拿出了一个11人的编委会名单。茅盾表示赞同：“各方面的人都有了，只是颜色还是红了一点。”他提出还应请蔡元培写一篇序言。他们商定，文体不拘，小说、散文、书信、日记、短剧、游记、报告以至绘画、摄影都可以，篇幅在1000字以内。茅盾问：计划编多少字呢？邹韬奋答：从书店的财力考虑，最好50万至70万字。茅盾说：70万字的定稿恐怕要看3倍以上的稿件。邹韬奋说：我知道你看稿子的速度，几百万字是不在乎的。一来一去之间，事情就初步定下来了。《中国的一日》选定1936年5月21日为中心，向全中国发出征文启示，恳请全国各界人士将自己在“5·21”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记录下来，作为全中国在1936年5月21日这天的横断面。征文启事普告天下后，立即激发了国内甚至海外关心祖国命运的国人的响应。稿件从各地如雪片飞来，超过3000篇。原计划出版字数为50-70万字，而收到的稿件竟10倍于此数，编辑人员异常兴奋。经过第一次挑选，选定860篇，130万字，仍大大超出预算；经费所限，编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再行精选，最后敲定490余篇，编成了这部80万字的大书。
    《中国的一日》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日记、书信、小品文、游记、短剧、速写，堪称集文学之大成。撰稿者既有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黄炎培，也有从没动过笔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士兵、警察等社会各层人物。茅盾说：“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等等特殊‘人生’而外，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和职业‘人生’不在庞大的来稿中占一位置。”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中茅盾说：“这是表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然后，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另一面是严肃的工作！”这后面的两句话是进步作家爱伦堡的名言，是鲁迅先生十分赞赏的。鲁迅先生虽然没有亲编此书，但是仍热情帮助挑选木刻画，提了许多中肯的建议。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是“一日”系列出版物的父本和母本，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化界。它的面世标志着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发展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件盛事。
    
    《见闻杂记》 上海文光书店1943年4月版，封面。
    二、展现四十年代中国西北风貌的《见闻杂记》
    《见闻杂记》，上海文光书店1943年4月版。全书收录《兰州杂碎》《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等共计18篇。卷后有茅盾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一月在桂林撰写的《后记》：1940年5月当他从新疆“飞到兰州后，决心走陆路，这才看到了大后方公路干线的面目。那时觉得所见无一不新奇。这不是没有特别原因的：第一是在新疆住了一年多，第二是战争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那时始急剧地表面化，而惊骇告语，惶惶然若不可终日者，则为生活费用之跳跃地上涨，我惯常是写小说的，并不研究经济，但小说亦无非写饮食男女等人生大欲，因此，物价的高涨，颓废淫靡之加甚，在我看来，就是旅途见闻杂记的材料。而美好的风景看过了，往往印象不深，这就是这里的十多篇并不写风景的原因。”所以茅盾的这次旅行不是消遣和充满闲情逸致的，而是对抗战期间大西北社会生活的深入观察的写照。这本小册子在书末虽也收录了茅盾在新疆、海防的见闻和感受的文章，但全书主要是从兰州写起，沿途写了华家岭、西安、宝鸡、秦岭、成都、重庆、贵阳、桂林等风土人情、社会现实，而沿途风景着笔相对较少。想来这有两方面原因，一则当时是战乱时期，即便是内陆地区亦受到极大影响，所以较之于青山绿水更明显的是民不聊生；二来作者作为进步人士一路前行想必是困难重重，对于风景也没有多少心情去留恋。所以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战时特色浓郁的现实：物资短缺、物价飞涨造成民不聊生；全城百姓出城躲空袭；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等纯客观的记述多一些，掺杂其中的感情不多。
    书中最出名的当数茅盾于1941年3月创作的经典名篇《白杨礼赞》。全篇文笔婉曲，文章热情赞颂白杨树“不平凡”，但却不紧接着描绘其“不平凡”的面貌，而是把文笔宕开，去描写高原的景色。这就使文章有了曲折。在此之外，书中对大西北“市场”的描绘非常传神，如“唤醒潦倒名士，指点迷路英雄”的测字摊；“一溜儿排着几付熟食担子”、“左手捧着一块白面，右手持刀飞快地削”的削面摊；“叫卖着‘狗皮膏药’”，散落于巷间的卖花布、牙膏、肥皂、胭脂的杂货店；“新法照相”、“西式镶牙”、西药店等及专售“一折八扣的武侠神怪小说和《曾文正公家书日记》《曾左兵法》之类”的书店，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西北市场的一道生动的风景线。在书中茅盾对当年城市贫民艰难的生活也有生动揭示。作者对国民党当局的官商，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私，囤积”等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也作了大胆的揭露，展现了进步作家无私无畏的精神，也是对当年不公平、不平等的黑暗社会的有力控诉。在书中，他还对当年日寇轰炸重庆也有记载和揭露，如在《“雾重庆”拾零》中写道：“人们谈起去年的大轰炸，犹有余怖；我虽未曾亲身经历，但是于水潭（这是炸弹洞）之多，以及没有一间不是剥了皮——只这两点就够了，更不用说下城那几条全爆的街道，也就能够想象到过去大轰炸比我所听见的，实际上要厉害得多。”揭露和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狂轰乱炸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苏联见闻录》 开明书店1948年4月初版，封面。
    三、展现四十年代苏联社会制度的《苏联见闻录》
    《苏联见闻录》，开明书店1948年4月初版。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日记》（1946年12月5日-1947年4月25日）；第二部分《见闻录》，共计有《“斯摩尔纳号”》《海参崴印象》《“列宁博物馆”》《“红军博物馆”》等31篇，并配插图30幅。卷前有茅盾于1948年2月3日撰写的《序》，其中有一段写道：“自有苏联这社会主义的国家以来，造谣家即有了事做。最近的趋势，似乎专在‘自由’两字做文章。……不甘受谣言所播弄的最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渴望认识苏联的真实情形，他们不放过每一个最小的机会，在每一个提问题者的眼光中，我都看到这同样的热忱。受了这样热忱的鼓励，我陆续写下了游历苏联时的见闻。这些一鳞一爪的笔记，当然不够得很；对于渴求知道苏联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艺等等各方面伟大成就的人们，这些笔记是连‘画饼充饥’也谈不到的。而我所以还有勇气把这样的浅陋的东西拿出来，一则是由此可以窥见苏联人民生活的剪影，二则是由此也可以知道苏联人民保卫世界和平民主的奋勇与坚决。”显然，茅盾撰写苏联见闻，一是揭穿谣言者对苏联的诬蔑的把戏；二是为了满足“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渴望认识苏联的真实情形”的期盼和愿望。茅盾《苏联见闻录》的出版，很好地达到了他的上述两点目标。
    先谈《日记》的那部分。茅盾是大作家，凭他的才华记日记自然是举手之劳，然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日记记得如此详尽和细腻。日记中不仅记录苏联的景点和社会风貌，更多的是中苏作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如在同年1月2日下午五时由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时任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主持的茶话会上，茅盾围绕“中国文坛现时主要倾向”、“中国文艺界统一战线之现状”、“中国作家生活情形”等问题，与苏联作家作了交流，加深苏联对中国文坛和作家的了解。茅盾的《见闻录》也写得不同凡响，每篇各具特点，如在《“列宁博物馆”》篇中不仅叙述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还认为“它是十足的一所学校——适合于各种不同程度的各色人等的一所学校，而这一特殊的学校所发挥的教育作用，其深广与多样性，恐怕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故当年成为颇受广大民众喜爱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博物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去苏联游览喜爱参观的博物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老共产党员的茅盾，自然不会忘记去参观列宁博物馆。在该篇的末尾，茅盾还兴奋地写道：“最后，再举一个数目字：1945年5月9日，对德战争胜利日，单是工人来‘列宁博物馆’参观的，就有九万人！我们试想一想：这意义岂是一个平常的单纯的博物馆所有的么？”这确实正如是茅盾所言，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所发挥的教育作用”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