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貌相集》是作者秦颖从事出版近30年期间与何兆武、王元化、萧乾、莫言等40余位学者、出版家、作家、翻译家接触过程中，给他们拍摄的肖像以及撰写的影像札记合集。
    翻出这张1995年拍摄的老照片，有好一段时间我都有些迷惑，怎么会这么构图？把主角萧乾先生压在左下方的角落里，画面的主体是凌乱的书桌。
    在整理资料、梳理记忆之后，这才有所理解。大概这是我读萧乾《搬家史》留下的印象，也是走进萧乾先生的家的第一感觉。其实，他的书房，远不是这张照片能反映的，完全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样子。靠墙全是书架，除此房子中间，摆放了像书店主要位置陈设图书的台桌，其实是两排沙发中间的一张茶几，超大的茶几，上面堆满了书，书桌边还有推车，好像是图书馆、书店运送图书上架的那种四轮推车；靠墙的书架除了书之外还摆满了各种杂物，如磁带、小公仔、瓶瓶罐罐，还有四处乱走的电线；除此房间各处好像还挂了不少的口袋，里面插着信件或是什么别的东西。靠书架的地上堆了一长溜东西，上面有公文包、小皮箱等等。我没到萧乾先生的卧室看过，从他的信提到的将书摆放床头的话看，大概也是这种景象。我见过的学者、文化人的书房不少，但这样的书房，好像是唯一的。
    这照片除了想表现书房外，可能还表达了一层意思。1949年初，萧乾先生的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到香港大公报馆邀他去讲中国文学，并承诺终身职位。萧乾在《搬家史》中写道，但“家，像块磁铁，牢牢吸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我要回到北平去，在那里，我要第一次筑起自己的家。”他在本能的驱使下，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返回了北平。但这之后，萧乾先生却经历十几次搬家，直到34年后的1983年，“才混上个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这图片似乎在力图表现萧乾先生对家的依恋以及家给他的重压，他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可惜的是，我给萧乾先生的信基本上没留底稿，幸运的是，当年给萧乾先生的第一封信的草稿竟然还在，没有注明时间，估计是1994年上半年。
    当时，我策划编辑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已经出版了五种，正在酝酿《史记》的翻译，四处写信求教、求助。信中提到，当年叶公超谈及要将《史记》译成英文，必须用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吉本的文笔，才能不失《史记》的风格和韵味。我在信中请教：如何做比较好；目前国内哪些人可担此任务；能否请他主持，组一个班子来完成这项工作。萧乾先生回信，他谦虚地说：自己对《史记》没有研究，年纪又大了（85岁），还在译《尤利西斯》，难以参加这一巨大的工程。让我去找杨宪益先生，并告诉了杨先生的地址和电话。
    入行当编辑后，有好多年，每天去上班都兴致冲冲，对新的一天充满了期待，像等待情书一样，期待收到作者的回信。开始组织“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后，这种期待目标更明确，心情更迫切。可想而知，收到萧乾先生的回信，我有多么兴奋。现在来看，收到这封信，至少有两重意义：其一，当时大多数的约稿、求教信都是泥牛入海，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如地址不准确，如作者不感兴趣，如身体不好、年纪太大不便回信等等，如今收到了回信，说明萧乾先生看重我这封信中涉及的问题；其二，之前，我往外文局给杨宪益先生写过好几封信，都没消息，而现在得到了杨先生的准确地址和电话。
    为表示感谢，或为了让萧乾先生更多地了解我们这套书的情况，我寄去了已经出版的《周易》和《四书》两种。很快，萧先生回信了（距前封信一月多一点），对丛书提出了具体的评价和建议。
    “从计划看，你们要把这批古籍都译成英文。这可是出版界一大事，也是英语界一大事。衷心祝愿你们获得成功。
    “我有两点［意见］请考虑：1.有些古籍外文出版社早已有了英译，你们可曾参考？2.从销路（尤其国外）看，宜多译些近代作品，如《三言二拍》。能有些插图更好。”
    后一点萧乾先生在两年后，我到了广州，还在信中跟我讨论。1996年6月16日来信中说，“除了高深的经典名著之外，明清小说的对照本读者会不会更多一些？如红楼或老残？”前一点，我们知道外文出版社做过不少，但多为文学名著，跟我们最初定位的学术名著方向不一样。
    从萧乾先生的信，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明显感到，他是热心人，对这套书，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于是1995年3月底，新一种《楚辞》一出版，便给萧先生寄了一册。他回信道：“你们在开创出版界一个新的方向，既普及了祖国名著，又提高了英语界水平。我目前在忙写‘二战’。很想在《出版参考》上写一短文表扬一下。容我腾出手吧。”没有想到萧先生会主动提出为我们写文章宣传，当然，这也拉近了我的心里距离。当时，我为了了解中国经典西译的情况，寻找现有的译本，翻查了不少资料，书出版后，为了宣传这套书，又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写了一些宣传文字，主体是“西行记”系列：“《四书》西行记”“《周易》西行记”“《孙子兵法》西行记”等等。其中，我比较得意的是《诗经》一篇。于是，将之寄给了萧乾先生求教。
    5月初，萧乾先生来信。“甫从沪滨归来，即拜读大著论‘诗经的几个英译本’，甚佩。尤其结尾处谈到，翻译本身也是一种创造，甚有同感……在拜读以您为主力的这套汉英对照的古典名著时，一直不胜感佩……这套书已陈列在我枕畔及书架上，我将随时捧读。”
    萧乾先生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答应写文章宣传一事一直放在心上，不久（1995年5月18日）我便收到了他寄来的用复写纸复写的“三种愿望同时满足——介绍〈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赶写了一短介，已寄给①光明日报的中华读书报及②商务的《英语学习》……这套书正好为我补补课（所以六种之外如还有存书望尽可能十种寄全）。我想再翻读一阵再考虑给《读书》写的问题。”很快，萧乾先生寄来了中华读书报的剪报。
    这之后，却发生了一件让我极难堪的事。收到剪报，我按出版社鼓励编辑作者推介宣传本社出版的图书的规定，给先生写信，说要给他寄稿酬。他回信说不必了，但我跟着又写了第二封信。1995年6月10日萧乾先生来的信，措辞严厉：
    “秦颖同志，接你信我很难过。我写过一些书报评论，但从未得过出版单位的分文。而你两次来信提此事，使我觉得‘有偿新闻’已够丢人，够不健康的了，贵社还在提倡有偿评论。我认为切切不可这样。如果报刊上评论作者均搞红包，我则今后不再看（更不写）评论了。
    “我是真心欣赏尊编的这套书，真心认为它们对在古典著作、在翻译，在中文需要补课的人们是及时雨。我珍贵你们送我的这套书，甚于我书架上许多出版社送我的许多新书。我是真心为了普及你们这套书而写评论的。不少出版社送我更多（有时全集达二十卷精装），但引不起我写评论的兴致。我的大学（燕京）毕业论文是‘书评研究’（八十年代人民日报重印过）。我主张书评（正如一切言论）应具独立性，独立才能客观。客观才有一读的价值。”
    先生的认真严肃不需要我多说，图书的宣传促销，本来是市场化条件下出版社经营的必然，在出版社并无不对，错就错在我把奖励运用不当，伤害了先生纯正的用心和感情。当然，先生的这番批评也让我倍感满足，因为萧乾先生的评论是独立的、客观的，是对我工作成果的最高肯定和奖励。
    于是，这才有了1995年4月的那一次拜访。本文一开头，我已经谈了走进萧乾先生的家的那种感觉。就是在那一片混沌中，萧乾先生签名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人生采访》，此书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收录了先生不同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品，显现了作者的创作风格；一本是他翻译的《尤利西斯》第一卷，此书当年风靡一时，也引起了一场翻译理论的大讨论。回到长沙后不久，我又收到了先生寄来的两本书，其中一册《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这些都成为了我的珍藏。
    这是我接触萧乾先生的一点点印象。
    关于萧乾先生，后来，我听到过很多故事。牛汉先生的回忆录里谈到萧乾在咸宁干校落水时出手相救遭人调侃，苏福忠兄的《我认识萧乾》勾勒出了他心中的形象。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曾听江枫先生说，《尤利西斯》第一卷出版后，他对译文提出了批评意见，萧乾为此请客致谢……这些故事和印象加在一起，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丰满鲜活的萧乾。
    萧乾先生是《随笔》的老作者，遗憾的是，我到《随笔》时，先生已经走了。如果先生还在，他一定会鼎力支持我。谨以此纪念现代著名的记者、文学家、翻译家萧乾先生。
    （摘编自《貌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