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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台先生虽然不满中国原有文学方法论体制，讲作法，太偏重形式；却在其《文学史方法论》中仍专立《形式的研究》一讲，除“体制”外，更标“意境”“词藻”二项。其谓“体制之所以形成，是由内容决定的”，而“内容便是作家的思想；而思想的形成有两个原动力：（一）作家所属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二）作家所属的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于作家的生活环境”。显然，在这里台先生已跃出了一般人对“形式”的肤浅认知，深刻锐利地穿透至“形式”背后所牵系的丰富意义，所以他能指出中国文学史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作家每喜摹前人体制……进而亦可知作家所受之影响。”复能体察“体制”之摹，或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故须以“意境”为准，辨之、求之。而意境摹拟之作，往往虽类属拟古，“实则抒写个人之忧愤”。吾人藉此方法以窥作者渊源，诗、文皆所同然。至于重视“词藻”，则因离开词藻则不能成文章，而各作家均有其特殊之词藻，吾人亦可从而鉴别某属某，某非属某，而渊源传承亦因此可求。除此而外，台先生复谆谆提示当注意作品之题目、作品之内在思想、内在情绪以及文字表现法、句法等。大体而言，其要旨不仅在“文学”的研究，亦仍侧重于流别之体会与掌握也。 三、方法论的实践与阐发 台先生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文学史方法论既略如上述，其整部中国文学史书稿，亦处处展现为方法论的实践，同时也是方法论更具体详实的阐发。举例言之，台先生述汉代文学发展，首重汉封建制与帝王倡导二因素之影响，其引马端临云： 西汉之封建，其初也，则剿灭异代所建，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猜防益深矣。 景、武而后，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于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盖罢侯置守，虽始于秦，然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则始于西都景、武之时。盖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实尽废矣。 可知汉代之封建与古代封建不同，一为土地集中于中央，无所谓王国的国土，因此可见汉代帝国之庞大。有汉一代文学既皆孕育于此种庞大官僚主义之封建社会，则系别虽不一，而率与其社会相照映：赋之弘丽如画卷，文之缘饰以儒术，莫非符应。至于帝王倡导之影响，台先生以为竟使“汉代文学走上形式路上发展”，“其理由非常单纯，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主的统治下，社会文化既被统一，人民思想便被胶固，即有天才的作者，也挣脱不了封建主羁绊，于是文学作品只得走向形式的道路——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只有死拽着打转”。 再如述曹魏文学，台先生认为曹操的政治特色是“刑名”。面对纷乱的局面，曹操必须用这种严肃的态度来巩固他的政权，而这种态度影响到文学的，便是“清峻”的风格。所谓“清峻”即“简约严明”之意。其次，鉴于党锢之祸以后，清流之士，人所共仰，骨气愈强，衍为固执，而固执不可用以治国平天下，曹操乃倡“通侻”，“通侻”即“随便”之意——这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产生了自由书写的风格。及至曹丕，承两汉词藻遗风，在“清峻”“通侻”之下又加以“华丽”；而丕又主张文要行气，所谓气者，便是“气象壮大”之意。故总观魏代作风，不外清峻、通侻、华丽、壮大，直至两晋，亦不过如此。 二例共同见证台先生是如何从政治、社会等时代背景的因素深深切入，一眼觑尽事情的真相，掌握文学变化与形成的关键，言简意赅，针针见血。整部书稿，精彩之论亦因之俯拾皆是。为使学者更有感知、体会，以下爰依书稿结构、顺序，再略作拾掇说明。 （一）先秦 台先生论中国文学的起源，首先提示要放在与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性去看，所以不能抛开跳舞与音乐。而后随即引《檀弓》云：“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以及《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并且说道：“足见我们的古代学者是了解原始的歌与舞蹈、音乐相互之关系的。所以有韵律的姿势便是跳舞的起源，有韵律的声调便是音乐的起源，有韵律的语言便是诗歌的起源。”台先生的这种论点并非他独有，乃是读文学的人所共知，但教人赞叹的是，没有人讲得这么“简要明白”。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台先生接下来综引《吕氏春秋》“葛天氏之乐，三人摇牛尾投足”、《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山海经》“大乐之野，夏启于此舞九伐……”、《易·中孚》“得敌，或鼓、或罢、或歌、或泣”、《乐记》“舞莫重于武宿夜”等记载，以及《文心雕龙·明诗》、孔颖达《毛诗正义》、《礼记·曲礼》、各地“杵歌”等材料，详加分析、解说，一一强调感情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动力，而乐舞讴歌之产生，莫不与其民族生活有直接关系。其搜罗材料之广、会通之深，在在见证台先生用功之勤笃、用心之恳切，这对后起的我们而言，无疑是应积极学习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