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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伯嘉很看重史料。当年他写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德国北部一个城市的宗教、政治的历史，即明斯特城的再洗礼王国。他后来写道:“自路德挺身而出，抨击罗马教皇的权威，异议天主教义与行略，欧洲就分成了新旧两派。而新教革新中，又有其他比路德更激烈的宗教改革者。有些人从宗教改革到社会革命，德国农民战争与再洗礼教王国皆是那个时代社会大动荡的现象，结果都遭到镇压。明斯特的再洗礼教王国的小天堂(1534-1535)就在新旧两派的共同夹击下被歼灭的。”夏伯嘉要研究的正是这个宗教革命的后果与其在社会、文化上的意义。为了研究这个题目，夏伯嘉去了明斯特，在市档案馆奋战了十个月，找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房产税收表、教区领洗表、新市民登记表、民刑档案资料、市政府会议记录、官方文书等。他还发现了一篇未被前人注意的短文献，记载的是1535年再洗礼教派被歼灭后新市政府选举人的名单。夏伯嘉抄录了大量文件，收集了几种名单，包括市政人员、手工匠工会会员、耶稣会的支持者等。他对这些人的背景进行分析，进而从社会史的角度解释了再洗礼教失败后80年间明斯特的政治、宗教冲突。艰苦的工作反而让夏伯嘉感到很充实，“倒是档案馆闭门后才感到孤独”。在明斯特，他领略了德国人的苦干精神，自己也在寂寞的苦干中完成了博士论文。十年后，他以教授的身份再返明斯特城，在市政堂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了演说，受到当地人们的表扬。由学生变成了教授，旧地重游，夏伯嘉不胜感怀。 夏伯嘉后来研究中西交流史，研究利玛窦，完成了让整个学术界非常吃惊的重大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为了寻找文化归属感中的确定性。2000年，夏伯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十年前我刚到纽约大学接任时，接到香港家里的电话:父亲逝世了。离家几千里，在海外辗转十八年，未能在他的身边侍候，我心情很悲痛。慢慢地，不自觉地，我的心思回到中国文化与历史。有好几年的时光我想研究明清欧洲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父亲的去世使我下定了决心。自1992年开始，我的研究旅途转向归路。想来这个新动向有两个原因。我小时候家里经常去澳门度假。那时代的澳门，除了一间赌场外，很清静，生活节奏比香港的紧张匆忙轻松得多。葡萄牙式的教堂与建筑物令人怀古思旧。葡萄牙语与民族的习俗又与英国截然不同。很早我就对这个中西交通史的另一个模式深感到兴趣。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大概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反省。一个中国人远洋学习西方文化，海外十数载不归留在异邦，不是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远洋赴华、一生居留在东方有点相像吗?……离开家乡，永别亲朋，身逝异邦，这样不近人情的行为，不正是利玛窦称自己为‘畸人’的原因吗?正是在自己思亲情重之际，选上的新的思考问题。” 在夏伯嘉笔下，利玛窦是个很特殊的人物。夏伯嘉告诉我们: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出生在马切拉塔，在一个因新教改革而支离破碎的年代。他离开了与罗马教会的敌人——异教徒和异端者——无休止的斗争的欧洲，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度过了28个春秋，是首位在中国获得宫廷葬礼殊荣的平民外国人。在中国，凭着其智慧、魅力和坚持，成功地进入中华文明的核心层面，而这种文明向来排斥几乎所有的外来之客。他的足迹遍布罗马、葡萄牙、澳门、肇庆、南昌、南京和北京，热衷于吸收中国文化，并且把西方的科学、文化、宗教传播到了中国。他在中国被誉为一位德高、正直、博学的非凡之人。最后被安葬于北京西门之外。 然而，在文化的归属感方面，利玛窦又是怎样的呢?他是欧洲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抑或是“畸人”?当然，利玛窦会讲汉文，深谙儒学，很尊重中国的民风、民俗，常年还穿着中国的服饰与中国高官们斡旋，甚至还成功地探索了中国大院的内部构造。但是，这些能说明什么?是在说他因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成了中国人，或者已经不完全是一位西方人了吗?那也不是。利玛窦信的是天主教，他见到中国的事情，也每每会与意大利比较。1587年南昌的地方志记载拥有76705户167098人口，利玛窦就想到，这是肇庆的四倍，是“佛罗伦萨的两倍”。夏伯嘉又发现了利玛窦独有的稀有品质，他能够超越文化差异去寻找文化的共通之处，这使他很容易与中国人相处。夏伯嘉指出:“利玛窦也奉承了中国人，因为人与人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友谊都包括了‘我’与镜中的另一个自我，虽是两个身体，确是同一个头脑。在儒学经典《中庸》里，友谊被定义为五个基本的人类关系的一种，其他的关系为君臣、父子、兄弟和夫妻。这与利玛窦对西方友谊的描述类似。”实际上，儒学的一些格言，常常被利玛窦用作工具，藉此奠定他与中国杰出的儒家学者间的友谊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