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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吸收上述徐朔方生前所做勘误外，此次还尽量消除原集标点、文字、体例等方面的疏误。如文字方面，第三十四卷《宣城令姜公去思记》“然陈自强以仉胄流窜”句，其中“仉胄”二字殊不可解，查此处用南宋陈自强与韩侂胄事，“仉”实为“侂”字形讹。如体例方面，全书繁体竖排，而此前《全集》中的缘起与凡例竟未加专名线，大违全书体例，今全部予以补加。戏曲卷方面，我们在审稿过程中发现原《全集》之凡例所述与实际用所底本前后矛盾，今一一核实，知其凡例对所用戏曲版本的表述存在严重错误，应以书中各记所述版本为准。其他如笺校及行文之体例前后不一，专名线漏标误标诸如此类的疏误不复赘举，均为必须加以处理改正的。 其二，《汤显祖全集》较《汤显祖集》，虽然在诗文辑佚方面已增出一卷，成果颇丰，但自1999 年《全集》出版以来的十余年中，学界对于汤显祖佚文递有发现，有待搜集入编。这些佚文有的已公开发表，尚属易得；有的则需从他处征求。比如原载浙江遂昌郑氏族谱的《太中大夫苍濂郑公神道碑》一文，最初仅有系以笔名“遂文”的简介文字刊登在2002 年第4 期的《戏文》上。我们辗转各方，最终与遂昌汤显祖纪念馆谢文君馆长取得联系，找到最初发现这篇碑文的罗兆荣先生，方才获得授权。 此次增订我们从各方汇拢佚文四十余篇，在编排次序之后依全书体例加划专名线，订正文字标点方面的明显错讹。部分佚文的整理工作量较大，如上述《太中大夫苍濂郑公神道碑》一文2000 余字，由于原稿系影印复件，今编次之后重为标点，并加划专名线。 其三，撰写编者按语及出版说明，新撰凡例。由于徐朔方先生已去世多年，原集存在的若干问题无人能代替立言修改，我们只能在徐朔方先生笺校内容不便径改之处均附编按，既为尊重前贤，又出于实事求是。此书之编集实可上溯至20 世纪60 年代，而徐朔方先生所撰前言、编集缘起、凡例均在20 世纪90 年代，若不向读者说明编辑出版经过，易致混淆，故于书前增补出版说明，向读者交代说明相关情况。又鉴于原书凡例所提戏曲底本存在舛误，又有新增内容，故针对本书实际情况，重新撰写了凡例。 就《全编》的编辑与出版来说，此书于2015 年12 月出版，新年伊始正式推出，但出版的计划却早在2011年就已确定。如果回顾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汤显祖诗文、戏曲作品的历程，更可上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汤显祖集》，还是此后的《全集》和刚刚推出的《全编》，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汤显祖研究领域无可替代的出版物。 尽管此前先后出版了三种合集性质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汤显祖作品的整理与出版就此划上句点，汤显祖作品的深度整理仍是未竟的事业。 与汤显祖的成就与地位不相适应的是，当前社会大众对于汤显祖的认知基本上仍停留在“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这一层面。在某种程度上，其在诗文创作方面的艺术光辉与其作品所具有历史文化容量被后世人为地遮蔽。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得寄望学界对于汤显祖的系列研究有所突破，而相关研究的基础仍然是汤显祖作品的进一步深度整理。笔者在与吴书荫、江巨荣、叶长海、郑志良等学者的交流中了解到，就汤显祖作品的整理而言，既往所出的三种合集，虽然成绩突出，贡献卓著，且历经修订，造福学界，但并非已臻完善。比如在新版本的发现、底本的选择、作品的编年笺释、佚文的真伪考辨等方面，还有待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总之，汤显祖作品的研究与整理、出版，在前辈成果的基础上尚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徐朔方、钱南扬二位先生对于汤显祖作品的整理具有拓荒性质，厥功至伟；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特殊年代在专业出版方面的眼光与长期以来对古籍整理事业的坚守，才有《全编》出版的水到渠成。相信随着汤显祖及明代文献相关研究的推进，将有更加完善的汤显祖作品的深度整理之作出现。值此汤显祖逝世400 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创立60周年之际，我们在盘点既往出版成绩的同时，也约请到相关学者，对汤显祖的作品作进一步的深度整理作了长远规划。在汤显祖作品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学术研究与专业出版的合作共进仍将传承、延续，希望通过学界与出版界共同努力，将汤显祖的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