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实甫是元代杰出的杂剧作家，他创作的《西厢记》，全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戏曲杂剧作品之一。有关作者本人的生平事迹，由于文献记载的极为稀缺，已不可详考。今人只知道他名叫德信，大都（今北京）人，大致活动在元成宗大德（1295—1307）年间，时代上稍晚于关汉卿、白朴等。元锺嗣成《录鬼簿》将其归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列。曾当过县官，有政声，升至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后因与台臣意见不合，遂弃官退隐，优游林下。王实甫的杂剧除了《西厢记》之外，尚有十余种，现仅存《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二种。此外，还有《芙蓉亭》、《贩茶船》，但只各存片段佚文，及少量散曲，其余均散失不传。《西厢记》是一部以青年男女爱情为题材戏曲名著。元末明初贾仲明在吊王实甫的《凌波仙》词中称赞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可见它在当时影响极大，享有崇高的声誉。 西厢本事最早见于唐人元稹的《莺莺传》传奇，叙述张生和崔莺莺之间“始乱终弃”的恋爱故事。这篇传奇在唐以后的数百年间广为流传，后人不满意于原传奇的悲剧结局，以之为题材，不断地进行加工改造，改动和增加了许多故事情节，其中影响最大、最有成就的当属金章宗（1190—1208）时的说唱家董解元。他在北宋以来各种演绎崔、张爱情故事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大胆地加以革新创造，写成了长达五万余字的《西厢记诸宫调》，俗称《董西厢》。比起《莺莺传》来，它不仅内容情节丰富多彩，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故事的主题，将悲剧变喜剧，有力地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和美满幸福生活与封建礼教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最终赢得胜利而告终。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正是以《董西厢》为蓝本，基本保持延续了《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和结构安排，并作了更符合剧情发展的加工、提高和创造性的劳动。尤其在人物的身份性格把握、具体情节的处理上，它比起《董西厢》来，有很大的提高。如崔莺莺的性格发展已不再是像原先那样过于简单，而是有血有肉，从苦闷思索、犹豫疑惧到叛逆抗争，层层深入，合情合理；不再过分地强调张生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和软弱动摇的一面，恰如其分地表现他克服自身软弱性，忠于爱情，勇于反抗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压迫，进一步突出了张生和莺莺恋爱故事的反封建意义。 《西厢记》全剧主题鲜明，反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贯穿始终，在很多场合尖锐辛辣地批判了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观念，热情地肯定和赞扬青年男女为追求纯洁美好的爱情所表现出来的坚决意志和勇敢斗争的精神。以深情的笔墨讴歌了莺莺的美丽、纯洁和多情，赞美了张生的正直忠厚和对美好爱情的专一向往，刻画出身为奴婢的红娘正义、善良、率直、勇敢的优秀品质。同时作者不忘以犀利的文字谴责了老夫人势利虚伪、顽固冷酷、背信弃义，郑恒的奸滑自私、蛮横庸俗。紧紧地围绕着崔、张爱情这一主题，《西厢记》将莺莺、张生、红娘和老夫人、郑恒之间的矛盾斗争，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误会冲突，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场面气势宏大，情节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剧中结尾大胆道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呼声，强烈地表现出在残酷的封建礼教桎梏压迫下，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渴望，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西厢记》大团圆的情节本身，曾使无数的人为之唏嘘感动。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仅明刊本即有40余种（见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而时至清代，继续有不少新刻本产生，其中以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评点《西厢记》傲视天下，风靡海内。有人统计金评《西厢》在有清一代，至少不下50种版本，其流传之广，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它的出现，让“其余古本多不知也”（《寝凤楼题识》），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作为清代以来极有声望的文学理论家，金圣叹特别推崇王实甫的《西厢记》，称其为“第六才子书”，与屈原的辞赋、庄周的哲理散文、司马迁的传记文、杜甫的诗歌、施耐庵的《水浒》并列才子之书。在金评《西厢》中，金圣叹的艺术批评往往能注意到人物的性格特征，跳出明以来许多戏剧批评家不着边际、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泛评点、醉心于纯文词欣赏的圈子。他的许多批评，涉及到艺术的提炼和概括问题，对此他有一段非常精彩形象的说明： 譬如写花决不写到泥，非不知花定不可无泥；写酒决不写到壶，非不知酒定不可无壶。盖此理甚明，决不容写人所共晓，不待多说也。故有时亦写红娘者，比如写花却写蝴蝶，写酒却写监史也。蝴蝶实非花，而花必得蝴蝶儿逾妙；监史实非酒，而酒必得监史而逾妙。红娘本非张生、莺莺，而张生、莺莺必得红娘而逾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