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谭桂林：1959年生，湖南耒阳市人。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新世纪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日本创价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组评审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成果有学术著作《宗教与女性》、《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人与神的对话》、《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百年文学与宗教》、《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池田大作与世界文学》、《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文学评论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批评方阵·谭桂林卷》、《游走边缘》等，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2项。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以及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多次。 李杨：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谭桂林先生，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学术历程。对于初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我来说，采访谭桂林先生，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不小的挑战。访谈好似论剑，旗鼓相当，你来我往，皆为看点；如今实力悬殊，大家当分清主次，重点看如何“接招”才是。闲话不提，让我们从求学之旅开始，进入此次的访谈。谭桂林先生，您1980年毕业即留校任教，然而不几年，您便赴山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1988年硕士毕业后，您被分配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没几年，您再次踏上求学之路，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那么，一路走来，是什么支撑着您，两度放弃稳定的工作，继续求学之旅呢？此外，自1980年毕业以来，您一直从事与教学和研究相关的工作，这是您的主观选择，还是受到客观条件的干预？若是您的主观选择，那对您来说，教研工作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呢？ 谭桂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业对大学毕业生来说，还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大学生走出校园投入社会，有很多机会可以供其选择。现在回顾一下自己的求学之路，我觉得自己在同辈人中算是惰性较强的一类，几次重要的选择虽然最后的决定是自己做出的，但多少都带有点被动的性质。1980年底，我从湖南郴州师专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这当然是我的第一选择。20岁刚出头就站上了大学的讲台，自己也觉得十分幸运。虽然知道一起留校的同学之中颇有几位在读书时就做好了准备的考研党，但自己对这份教职还是颇为留恋的。不过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大学本科生一批批地分配来了，专科留校教专科，自己觉得压力增大，才萌生了考研的念头。1988年硕士毕业，那时可以去出版社，也可以去高校，但我硬是一头撞到底，等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所报到，看中的就是社科院的那份自由自在。那时的湖南省社科院，坐山临水，与公园只有一墙之隔。院内古树参天，林荫如盖，环境幽静，是一个做学术研究的好地方。研究人员无须坐班，一个助研，每年只要交上两万字公开发表的论文就算完成了工作量。当时自己想，国家给你发工资，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写了文章自己拿稿费，还可以到院里冲抵工作量，除了社科院，能到哪去找这么好的岗位呀？怀着这种满足的心情，窝在社科院这个小天地里，读书，写作，闲空时和朋友们一起玩玩桥牌，一晃5年就过去了。 1993年去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我的学术人生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抉择。如果说当年去考研，动力来之于大形势的逼迫，而这次迈出考博一步的，动力则来之于导师的点醒和催促。记得那是1992年的秋天，我的硕士导师冯光廉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那时打电话还是很奢侈很麻烦的事情，我和冯先生平时联系都是信件往来，打电话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了。果然，冯先生告诉我，他去北京办事，特地去找了严家炎和郭志刚两位教授，推荐我去考他们的博士生。严家炎先生那年已经有了看好的考生，郭志刚先生表示欢迎报考。冯先生要我立即与郭联系，把自己的简历和主要科研成果整理一份给郭寄去。冯先生还在电话里郑重地说，社科院的生活太闲散了，没有压力，对年轻人不是好事。虽然前几次的通信中，冯师也谈到过读博的事情，我支支吾吾没有认真当回事，这下冯师把导师都亲自给我联系了，再也没有理由不给自己鼓劲了。93年那一级，整个北京师大中文系总共只招了7个博士生，后来招生量才逐渐多了起来。现在回头想想，随着形势的发展，去攻读博士学位，终究是会去的。但在93年那样的时候，招生名额是那样的稀缺，没有冯师的点醒和催促，我是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和信心去应考的。 96年博士毕业后，我去了湖南师范大学，此后就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从内心深处喜爱这份工作，还是因为这份工作给予的自由。比较而言，高校的自由度远不及当年的社科院，尤其是课堂教学雷打不动，伴随着课堂教学而来的一系列工作也像紧箍咒一样如影随形。但现在的社科院在社会服务的定位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倒是高校在学术兴趣的保持和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仍然保留了一份难得的自由。我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做学术研究，必须遵循快乐原则，如果整天随着指令做些自己不想做的研究，把自己弄得像个苦行僧似的，还真不如回家种红薯。所以，高校中的这份学术选择上的自主性自由度，是我最看重的，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当然，在高校工作还有很多的好处，这里可以以我的感受做做广告。譬如，依我之理解，高校教师首先是教师，教课才是他的最基本的职业行为，行有余暇才做学术研究。哪一天不想做学术了，或者做不下学术研究了，就老老实实去上课，上好课，也不用去为五斗米折腰。又如，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在校园里迎来送往，始终是和年轻人们打交道，可以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年轻，这大概也是在其他的岗位上难得享有的一份精神财富。一个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而且没有草稿让你擦掉重来，所以，人生最大的幸福是选择对了自己的职业，而选择对了的唯一标准就是自己喜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 李杨：我们知道，漫漫求学路，少不了师友的帮助。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中，哪些师长和友人，对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知是否方便，就其中几位，和我们分享一下至今难以忘怀的经历。 谭桂林：确实是这样。一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机缘相当重要。家父母是乡村医院的医生，自己出生在乡村，读大学之前一直是在乡村生活，虽然吃皇粮，不用像农民的小孩那样要帮助家里干农活，但整个的童年都是和农家孩子们在泥巴里打滚度过的，没有读过多少书，更没有受过什么文学启蒙。直到初中阶段，我所在的乡村里突然有几户长沙人举家搬迁过来了，他们的子女和我年龄相仿，成了我的同学。因为都是“皇粮”党，暑假里被老师组织起来去支农，大家走得近了，成了好朋友。我能经常出入他们家，听他们的父亲讲“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借来茅盾的《蚀》和沈从文的《八骏图》，躲在家里偷偷地看。40多年过去了，那种阅读时的震撼感觉还就像昨天发生似的。我的文学启蒙，就是从他们家里起步的。他们中有康濯，有幽默小说家朱力士等等，后来读大学了，学了现当代文学，才知道他们的名头有多响亮。他们是被赶到乡下来接受“改造”的，我这个乡下孩子很幸运地从他们那里尝到了文学的真正滋味，以致嗜爱终生。如果没有这个机缘，我的生活道路也许会完全是另一种模样。我把这看做一种值得纪念的缘分，但我从来不会为这个缘分去感谢什么，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他们被迫接受的这份“改造”是怎样改造了他们子女的命运。这份幸运是建筑在这些少时朋友的不幸的基础上的，如果为了自己的这份幸运去感谢那个时代，那不是冷漠，就是令人可怕的自私。 在学术道路上行走，朋友之间的相互扶持非常重要，而高人的指点和引路则更其珍贵。这二者我都兼而有之，不能不说是很幸运的。我常常在心里感念着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回想着某一个紧要的时刻，自己所得到的某一种匡扶和指点。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我的两位恩师。硕士导师冯光廉先生50年代末毕业于开封师院（现在的河南大学），是典型的第二代学者的风范，严谨，缜密，勤奋，尊重传统，但并不拒绝新知。记得我入学不久，冯先生就指导我写了一篇关于鲁迅所谓“不读中国书”的论文，去参加山东省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那时的我趋时鹜新，在论文里似懂非懂的堆砌一些新名词，冯先生也只笑笑，给予的是宽容和鼓励的眼神。后来，我追随冯先生一起做鲁迅研究，做新文学史著研究，一起编新文学史，学术关系远远超出了三年研究生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了新世纪。这么多年的追随，我从冯先生那里受益很多，其中最有感触的，一是对学术的那份敬畏，一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前些日子，冯先生打电话来聊天，说到他和刘增人老师和我三人的关系。冯先生说他认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说，先生和增人老师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但对我而言，先生是导师，也是父亲。确实，冯先生这么多年来一直像父亲一样关怀着我，指点着我，为我的点点成绩而高兴，这种恩情，不是用语言来说的，是要永远铭记在心里的。 我的博士导师王富仁先生去年去世了，他的去世，不仅是王门弟子们的不幸，也是中国当代学术界思想界的巨大损失。去年8月，我曾在江苏的《雨花》杂志上发表悼念文章，里面谈到了王先生对我个人的意义。随王先生问学三年，学术上的亲炙不计其数，不能忘怀的事情也很多，我在那篇小文章里略有叙及，这里就不再赘言了。当然，我还想强调一点的是，在王先生身边听他讲课，和他聊天，烟雾弥漫之中，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智慧的提升，学问的充裕，而且还有情感的激越和心灵的震撼，后者尤其悠久曼衍，浸润到生命的血脉与肌体之中。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就像他呈现给我们的那个鲁迅，是精神上的先哲，思想上的智者，一个觉醒的受难者，一种孤独的大人格。鲁迅在富仁师那里，始终是一个原点，一个标杆，一种尺度。王先生对我而言，也始终是一个原点，一个标杆，一种尺度。这个原点是独立自由的原点，这个标杆是率真求实的标杆，这个尺度是生命人性的尺度。先生的风范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李杨：1998年您主持“新时期长篇小说文化母题研究”课题，延续了硕士论文《中国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综论》的关注点，并于2002年出版专著《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在您就读硕士的80年代，诸多西方理论涌入国内，为何您会对母题研究情有独钟？您又是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理论运用的过程中，又有那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谭桂林：80年代中期，观念热、方法热席卷学术界，年轻学子更是趋之若鹜。我当时特别迷醉的是尼采的哲学和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这两者都与生命现象息息相关。前者是对生命的哲学思辨，后者是对生命的心理分析。开始想以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来写学位论文，读书卡片都做了一百多张，但后来看到张钊贻先生发表的系列论文，颇有“此处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我感到自己无法超越张的论文，就果断地放弃了这一想法。后来选择了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研究，一是受到黑塞的启发，他曾说过作家必须周期性地回到自己的童年，以此保持自己的艺术创造力，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另一个原因就是研究童年母题文学，精神分析理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后来又拓展开去，做了家族、漂泊等母题，于是就有了《转型与整合——现代中国小说精神现象史》、《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等著作。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对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颇为悦服，相信文学史归根结底就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民族的精神现象史。而歌德也说过，母题就是一种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所以运用母题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是我一直坚守着的一个研究领域。这里可以预告一下，我近几年一直在做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学母题发展的研究，这部专著已经完成大半，预计今年底可以出版。我认为鲁迅对有的文学母题深度介入过，如启蒙母题、乡土母题，童年母题等等，有的只是有个别作品涉及到，如漂泊母题、都市母题等等，但无论是深度介入，还是偶尔涉及，鲁迅都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为这一母题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无论谁要系统地梳理一个文学母题的发展史，都不可能无视或者回避鲁迅的贡献。这就是经典。曾记得有个作家说鲁迅伟大不是靠他的文学，只要看看鲁迅对现代中国文学母题所做的贡献，就足以说明这种论调是何其荒谬。 现代文学只有30余年，当代文学有了70年，但也不算久远。史料和文献的整理当然重要，但现在很多图书报刊都已经数据化，电子化，查找资料已经相当方便，史料工作的核心意义就不在于一般性的收集、整理、归类了，而在于通过史料的发现去纠正那些曾经被误解或者被歪曲篡改的历史。我曾经听过一位所谓的“名著作者”洋洋得意地吹嘘自己怎样考证出了徐志摩和陆小曼在陆王离婚之前就已经发生过性关系，我不知道别人听了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是觉得，如果史料工作最终走向了这样一个方向，它的价值也实在是可有可无了。相对而言，我比较看重理论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文学，在变局中的探索与选择是那么深刻地影响人心，所以，观念与方法的革新始终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之道。当然，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也有它的局限，有它的边界，局限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因为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边界在哪里，则各异其见。我的看法是，无论哪种理论的运用，必须让人懂。我还记得自己读硕士的时候，追逐时髦，喜欢写“性”、“感”文字。毕业的那一年，自己交了一篇论文给冯先生看，冯先生看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的论文我有点看不懂了。冯先生的话深深地震撼了我，此后写文章，再好再新的理论词语，用进文章中都要斟酌再三。 李杨：您博士论文的选题是《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后收入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发行出版。此后，您多次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等刊物上发表相关文章，并于2015年出版《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佛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后记中，您提及博士论文写作从开始到完成初稿，历时近两年。而参加您博士答辩的郭志刚先生、钱理群先生指出，这一课题研究“非三年之力可竟全功”。那么，您是从何时开始，在何种契机之下，将研究视野转向佛学研究？探索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有哪些，您又是如何克服？对于想要从事宗教文学研究的青年学子，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谭桂林：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看得很细致。确实如钱理群先生所言，这个课题非三年之力可竟全功。钱先生的话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在这之前，我已经有过一些前期研究。最早是在1990年初，我还在湖南省社科院工作，有一个老乡是佛学爱好者，他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供职的湖南历史博物馆就在社科院旁边，所以来往比较频繁。那时的我比较迷茫，写点当代评论，觉得没多大意思，不知道学术的路怎样延展才好。有一次老乡来玩，把随身带的一本《周叔迦佛学论著集》忘在我家了，我没事翻了翻，没想到就此被吸引，几乎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后来就去院里图书馆找来几部常见的经书，试着读下去，居然还对当时的心境。读到后来，有了一点感觉，心想何不把自己这点感觉用到现代文学研究中去呢。所以，我在93年读博士前，已经连续写了好几篇现代作家与佛教文化的论文，收集了不少相关的材料。另一层意思是在这之后，虽然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都给予了较高评价，后来也收入到了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之中，但我深知，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文学者深不可测，谈现代文学与佛教文化，我那本小书不过是一个起步而已。20年来，我虽然也涉足过其他题材的研究，但学术的基点始终没有离开过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这一园地。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展，但与这一课题研究所需要的思想高度和学问高度，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最近出版的《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之所以以“史稿”命名，也就是希望抛砖引玉，为以后能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架一座桥梁。 至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遇到困境，那是必然的。佛教文化是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的文化，不仅思维方式上有自己独特的逻辑，而且表达方式上也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术语。这些术语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不能凭字面意思来理解。虽然不是做专门的佛学研究，没有必要对佛教理论的各种派别进行深入的辨析，但要做佛教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佛教理论特有的这些术语的基本义还是应该了解的。就这一点而言，都吃过不少苦头。因为很多术语是音译过来的，连字面意义也没有办法辨识，只能不断地去查阅佛学词典。另外，如果你对诸如佛学这样的理论体系产生好感，而且经常性地浸润其中，就有可能要面对一种是做信者还是做学者的困境。学者是需要疑的精神的，虽然佛学也赞许从疑的精神进入佛学，但一旦起信就不能再有疑的念头。所以，我对那些有志于宗教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的建议就是，在浸润于宗教理论的问学过程中，一定要时时警惕疑的精神的丧失。当然，一旦真的成了信者，那也是一种根器，一种福分，但还要做这种宗教文学的课题研究，就难免会走向偏执。这种现象在当代学术史上也并不鲜见。我自己一直是以学者的身份和眼光来研究宗教文学的，根器不够，没有达到信者的精神境界，但我真心喜欢这一课题，也很庆幸能与这样的课题相遇以致终身相守。能够常常浸润在佛教文化的义理中，用空的观念看淡世上的人事纷争与名利缰索，于我而言，已经足够。 李杨：您曾于2005年底至2006年初，以及2017年上半年，两度前往日本创价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相隔十余年的两次访问中，您觉得，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又如何看待当下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谭桂林：是的，我曾经两次去日本创价大学做访问学者，但我两次去都是做的池田大作研究的课题，这是我的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的缘分，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没有关系。但我还是愿意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两次去日本访学的机会，让我结识了一些日本做汉学研究的学者，也看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研究鲁迅的一些代表作品，有一些自己的感想。传统上日本汉学有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之分，京都学派比较重视史料和文献的研究，而东京学派比较关注理论问题。我曾就两个学派的区分请教过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先生，藤井先生回答说也不尽然，而且现在这两个学派的界限也日趋模糊，没有过去那么门户森然了。日本学者学术研究的细致严谨，这是学界的共识，他们在史料的发掘和文本的细读上下的功夫，实在让人钦佩。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日本学者在史料文献上的贡献经常能够颠覆国内有关现代作家作品的传统看法。但就我个人兴趣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阅读那些从事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因为这些学术成果不是冷冰冰的，它们都带有作者的情感与温度，是作者带着强烈的、切身的问题意识进入到研究中来的。譬如伊藤虎丸之所以研究鲁迅，就是自己参与日本大学制度改革过程时有切肤之痛，想通过鲁迅的研究来思考日本文化的出路在哪里。又如尾崎秀树，他是日本30年代左翼作家尾崎秀实的同父异母弟弟，1941年10月尾崎秀实被佐尔格事件牵连，被作为首犯判处绞刑。这一事件对尾崎秀树的刺激很大，他说：“从我哥哥死刑那时起，我就被阿Q遭枪毙前看到的狼眼睛死死抓住了。从那个后，我一直在思考这狼眼睛所具有的意味。”“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结尾的这段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尾崎秀实被判了绞刑。这就是说，被判了绞刑便是他坏的证据吗？”正是带着“这种深深地刺痛”，尾崎秀树从此开始了自己与鲁迅的对话，用尾崎秀树自己的话说，这种对话“与其说是鲁迅研究，倒不如说是托鲁迅来谈我自身像”。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汉学和日本现代汉学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我在阅读中有这样的感觉，似乎西方现代汉学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要么是高高在上的架势，要么就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所谓纯粹学问式的面孔。比较而言，我推崇日本现代汉学这种带着“执着之念”进入研究的态度，虽然未必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读完之后能感觉到同样的被问题困扰的焦虑，同样的解决问题的欣喜。 李杨：199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泰斗：鲁迅》，可以算是您的第一部专著。而母题研究、佛学研究以及日本文学研究，都曾作为您进入鲁迅研究的切入点。鲁迅研究，可以说贯穿着您迄今的学术历程。而且我相信，今后您仍然不会放下对它的关注。2011年，您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如今，21世纪已过去17载，您是如何看待正在进行中的21世纪鲁迅研究，它与20世纪是否有差别，若有，差别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此外，对于同我一样面对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论著，不知从何入手的青年学子，您是否有一些建议？ 谭桂林：去年底与江苏省教育工会的一位主任吃饭，他的朋友的小孩也在，这小孩正读高一，拿着《文化泰斗：鲁迅》要我签名，说是他妈妈早年买的，现在他也读完了。《文化泰斗：鲁迅》算不上学术专著，不过是鲁迅生平的普及读物而已，但它确实是我的第一本小书。所以，看着那本小册子黄黄的纸张，20多年了，它还有人在读，这让我感到很欣慰。我的两位导师都是鲁迅研究专家，但风格很不一样。冯光廉先生出版过《鲁迅作品教学新探》《鲁迅小说研究》《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等著作，他是一个相当理性的学者，讲究明晰，清楚，引领着读者去辨析鲁迅的某个侧影，去解决鲁迅研究中的某个问题。王富仁先生是国内鲁迅研究界公认的旗手型学者，著述可谓等身。他为读者展现的鲁迅影像，既是启蒙的战士，又是文化传统的守夜人。这些理论推演，逻辑饱满，思路精辟。但他的饱含张力的话语，滚雪球似的增值性思维，也会诱引你走向另一个朦胧的鲁迅，一个深不可测的鲁迅。在这两个导师身边问学多年，亲眼看到了两位先生对鲁迅发自内心的敬仰与爱好，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一个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无论你研究的路数有多丰富，方式有多炫目，最终你还是要以鲁迅为基点；无论你开拓的疆域有多宽阔，走过的领地有多璀璨，然后你还是想回到鲁迅那里去。 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写过很好的鲁迅研究现状的评论，如张福贵的《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陈国恩的《寂寞中的守望——消费时代的鲁迅和鲁迅研究》和邱焕星的《鲁迅研究——从区域视野到世界视野》等论文。邱的论文称过去的鲁迅研究是区域性研究，新生代的鲁迅研究是世界性研究，颇有新意。这些文章的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他们确实显示出了学术界要把前后两个世纪中的鲁迅研究做出分别的努力。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的学术，学术研究要回应时代所面对的问题，要显示时代的思想高度，这是必然的，像鲁迅研究这样的学术领域，尤其如此，因为回应时代的问题，恰恰是鲁迅研究能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成为学术标杆的魅力所在。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有两种现象确实值得关注，一是自媒体化，有不少关于鲁迅的文章在网络和自媒体上发表，这些文章不讲规范，不讲事实，只凭自己的观感和想象谈论鲁迅，津津乐道于鲁迅的隐私事情。一是学院化。鲁迅研究的话题越来越远离时代问题，越来越趋向专业性与趣味性。自媒体化并非学术问题，也不是在学术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学院化本身也并非坏事，但学院化最终走向的是琐屑化，这就有可能远离鲁迅研究所具有的精神品质。对鲁迅日常生活、艺术趣味的研究，其精品对鲁迅研究的拓展与丰富具有弥足珍贵的贡献。我所忧虑的是，这一类型的话题如果仅仅拘囿于鲁迅日常生活的范围内，而且成了鲁迅研究的时代趋势，鲁迅的意义就可能被缩减，被降低，甚至将被遮蔽。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愿意秉承先师王富仁先生的启蒙主义，也喜欢阅读钱理群、张梦阳、孙郁等先生的研究论文，对他们始终将鲁迅置放在现时代中来彰显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思考充满敬意。2011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设置标书的中心理念就是让鲁迅重新回到民族社会改革的历史实践中来，几年来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一中心理念来展开的。 关于鲁迅的研究，从20年代初沈雁冰的《读<呐喊》等评论开始，到今天已经将近百年，已有的成果正如你所言是汗牛充栋。一个年轻学子要想进入鲁迅研究领域，成为专家，实属不易。但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不管你是否以鲁迅研究为专攻方向，你都不可能不读鲁迅，不了解鲁迅。那么，怎样才能穿透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著述完成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呢？当年陈独秀在谈到基督教时曾说过，不要理会那些繁琐的教义，要以自己的心，直接面对基督。这个意思也可以送给那些想进入鲁迅研究的年轻学子。鲁迅研究资料繁多，观点不一，学者的风格也各各不同。年轻学子最好不要过于纠缠在这些外围的成果里，而是要直接用自己的心去面对鲁迅，在对鲁迅原典的反复阅读中去唤醒、激活和重构自己的生命经验。这样，你所拥有的就一定是你自己的鲁迅。永远不要去奢想完整全面地理解鲁迅，你所理解的鲁迅必然是一个片面的鲁迅，或者说是鲁迅的一个片面。但恰恰是你拥有的这个片面的鲁迅，最有可能成为你突入鲁迅研究的一个坚实的、富有创造力的学术原点。 李杨：自2007年起，您开始兼任湖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导师，并于2008年出版《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这样的跨专业指导，是出于何种机缘呢？我们知道，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南京大学余斌先生，都曾任教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后又转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您是否有过离开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念头？若有，您倾向的专业领域是什么；若没有，您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吸引您的特质是什么？ 谭桂林：2003年起，我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我给自己任内定下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那时文学院有了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文艺学学科为了申报二级点也引进了几位重量级人才，学科建设成绩不俗。这样来看，语言、文学、理论三足鼎立的规模基本形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薄弱，如果能够在这个点上再提升一下，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出于这种学科建设的考虑，我在2004年以“20世纪中西诗学关系研究”为题申报成功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又陆续发表了一批系列论文，《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一著就是这个项目的结项成果。2005年，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顺利拿下，为了让各个二级学科点都能招收博士生，我和另外两位导师就轮流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个点上招生。这就是我招收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缘由，并非要从现代文学转向到比较文学，而是当时的学科建设的工作需要。 当然，仅仅理解为工作的需要，也不完全符合当时我的心境。我在《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一著的后记中曾经说过，自己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诗学的课题，是因为我爱好诗，愿意以这样的课题研究，使自己能经常浸润在诗的意境中澄明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理性的思绪在诗的王国里悄悄地穿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我始终相信葛一虹的观点，五四新文学就是从西方文学移植过来的文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必须要有一种比较的方法和世界性的眼光。所以，我带现代文学研究生，给新生开的书目中必有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让研究生看这套书，除了这套书所贯彻的文学史是民族的心灵史这一史学观念和在历史叙事上的论传结合、汪洋恣肆的特点更对我的胃口之外，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从中理解五四新文学的源头所在。我非常钦佩五四时代新文学作家接受和追赶世界先进文化的那种急切的心情，那种拿来的气魄，那种为我所用的自信风度，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吸引我的特质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回答。 李杨：作为作者，您曾与诸多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打过交道；作为编辑，您又曾负责《中国文学研究》主编工作，现今还兼任《文学评论》编委。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关系？在您写作或编辑的过程中，是否与编辑或作者有过分歧？若有，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谭桂林：确实，做学术研究不能不与编辑出版社打交道。问学30余年，自己与各种各样的出版社、刊物有过联系，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更多的还是感动和感激。譬如我的博士论文的出版，曾经辗转周折，但这种周折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最初我是同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博士论丛”联系，我在那里并无认识的熟人，但他们审阅书稿后，认为选题很好，论述有力，马上就同意纳入丛书出版。但在编辑的过程中，严家炎先生托来口信，希望我的这本博士论文加盟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那套丛书里已经有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的选题，要能加上我的佛教的选题，就很完美了。我把这层意思同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主管副社长说了，他们虽然有点不舍，但还是同意我转出去了。严先生的丛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丛书的来稿时间不一致，个别书稿拖得时间太久，丛书迟迟未能付梓。1998年我因评职称急需此书，安徽教育出版社领导知道我的情况后，竟克服种种困难，破例拿出一个书号，为我这本书稿单独印行了一版。像这种想作者之所想，急作者之所急的作风，真是感人至深，体现的正是出版部门尊重学术、尊重作者的精神。2012年，我的《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获得结项，本来有机会去参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但听说安徽教育出版社有意出版，我毅然放弃了申报成果文库的机会，把此书稿交给了安徽教育出版社，投桃报李，借以表达我对他们过去的关怀与支持的感谢。 一个学者的成功，背后总会有几个编辑的助力。这些编辑慧眼识珠，看中了这个学者的学术潜力，喜欢这个学者的才学与思想，愿意不断地为这个学者提供版面刊发论文。先师王富仁先生十分尊敬《文学评论》的编辑王信先生，称王信先生是他的“无冕导师”，表达的就是一个成功学者对编辑的感激之情。我虽然不是珠子，但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也曾得到许多优秀编辑的扶持。如《文学评论》的邢少涛先生，我第一次给《文学评论》投稿，论文能够在头条发表，就得益于少涛先生的指导。少涛先生是个学者型的编辑，自己写得不多，但看文章的眼光十分锐利。我那时并不认识少涛先生，他不仅细致地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宽容我在原有的版面上增添了3000余字。现在很多的年轻学者总在感叹发表论文太难，抱怨刊物的编辑发稿只看名字。其实，真正优秀的编辑是最喜欢也最懂得扶持年轻学者的。记得90年代末期，我还在湖南师范大学，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文贵良教授那时刚刚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他没有知会任何老师，自己把硕士论文投稿给了《中国社会科学》。责编王兆胜看了文章，大加赞赏，立即给我打电话询问作者的情况。那时文贵良刚留校，不过是一介硕士、一个讲师，但王兆胜很快就将他的文章刊出来了。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第一篇论文时，也不过毕业不久的硕士，连助理研究员的职称都还没弄上。所以，这里有句话要给年轻学者说，论文真正写好了，其实是不愁发表的。各个刊物都有些优秀的编辑正瞪大着眼睛寻找优秀的论文，优秀的作者。关键是自己把论文磨砺好。 我自己也做过很长时间的编辑，当年刚到湖南社科院工作时，湖南省文联的理论批评刊物《理论与创作》也刚刚创刊，他们缺乏人手，主编周健明和朱日复两位先生聘我做兼职编辑，我在那里一直干到后来准备考博士为止。2000年，我担任《中国文学研究》的主编，一做也是十年，各种各样的稿子都看过，各种各样的作者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也经历过。有了这些编辑经历，我作为一个作者，更能体会编辑的难处，因而在与刊物编辑的学术交往中，愿意尊重编辑的意见，配合编辑的工作。现在很多的刊物都已采取同行匿名评审的方式，评审意见会反馈到作者那里，作为修改的依据。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同行匿名评审的意见，大部分提得非常到位，很有助益，也有的一看就知道评审者并未真正细致地阅读论文，所提意见不知所云，或者缺乏可操作性。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不违背论文的观念、逻辑的前提下，我的态度是能修改的尽量修改，不能修改的也尽量详细地说明理由。当然，遇到特殊情况，也就是关系到论文的核心理念和方法时，自己一定要坚持。这是学术原则，也是能够得到编辑的理解的。 李杨：洪子诚先生曾表达过，对于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在治学的不同阶段，您钟情的书有何不同？又有哪些书，让您常读常新，每有不同感受呢？ 谭桂林：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洪先生的这句话，我想许多爱书人是会真心认同的。这句话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是指一个爱读书的人，读书的过程就是他的生命过程。另一个层面的意思是阅读创造了或者改变着阅读者的生命历史，后者的境界当然更高。关于后者，我不知道能说什么，但关于前者我还是可以自诩一下的。读大学之前，有些偶然的机会让我读了一些书，但那非常有限。读大学时，才真正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记得很多年后，还有曾在郴州师专图书馆工作过的老师对人说，那个图书馆里的借书卡片上，我的签名是最多的一个。那时图书馆的书本来有限，借的人多，所以自己的读书也没有什么计划，借到什么就读什么。读研究生时，读书才有了自己的爱好和偏执。这个阶段的读书主要集中在理论著作上，国外的尼采、佛洛依德，国内的李泽厚，这是那个年代读得最专注的作者，他们在国内出版的著作我都几乎收集全了，也都认真读完了。除此之外，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和《伊甸园之门》、《流放者的归来》等美国文学史论译丛的著作，也曾让我读得如痴如醉。读硕阶段就这样沉浸在这些理论与文学史著述里，几乎很少阅读文学作品。唯一读完的作品似乎只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时金庸小说刚开始在国内流行，看到自己的研究生同学排队轮着看金庸，我起初还颇不以为然，但接着好奇地读了《天龙八部》，就立马成了金庸迷。那时交通很不便利，从郴州到济南要20多个小时，至少要转一次车，而且从来不要奢想能找到座位。所以，金庸的小说就是我旅途中最好的伴侣。上车之前，带上一套金庸小说。上了车就找一个略微空松的地方，垫张报纸，席地而坐，车子开动，自己也开始阅读，列车上的人声异味顿时都与自己无关了。往往一套读完，也就到了快要下车的时候了。那时我曾经给同学们说过，我不需要任何准备，张口即来，可以做三个小时的金庸讲座。这当然是吹牛，但敢这样说，也确实说明我对金庸的熟悉程度。那时为什么这样喜欢读金庸的小说，我也说不清楚，或许是因为平时太深地沉浸在理论的概念推演中，金庸小说里那种浪漫的故事，幽默的细节，痴情痴物的性格，箫剑诗书的情怀，能够稍稍舒缓一下紧张的阅读神经吧。 博士毕业以后直到现在，读书的取向似乎倒了过来。理论书比较少读了，文学作品读得多了。理论书少读的原因，大概是再也没有80年代那时的理论激情。理论书也还在读，但更多的是出于实用目的，做研究时，需要什么就找来读什么，读完就放下。读作品则是追求精神的愉悦，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好作品真是太多了，总觉得阅读的时间不够。我有时许愿，祈求上帝多给自己一点生命的时间，唯一的理由就是生也有涯，但想看的好作品确实太多。至于如何阅读，自己也觉得有点赶时髦，门罗出名了就读门罗，克莱齐奥获奖了就读克莱齐奥，莫迪亚诺红了就读莫迪亚诺，最近石黑一雄冒出来就读石黑一雄。当然也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作家，如昆德拉和村上春树，对他们的喜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一开始读他们的作品就感到特别的愉悦，所以一有新作出来，就一定购来一读，享受享受这份长久不变的愉悦。这种作品的阅读，完全是日常生活的，与我的专业研究无关，这么多年来我也从来没有写过昆德拉和村上春树的评论。他们是否影响到我的学术研究，影响到我的为人处世的生命态度，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总结。但我相信也许是有的，这也就是阅读史就是人的生命史的第二个层面的境界。达到这层境界，当然是读书人必然发生的事。但这种创造和改变，也许是双刃剑，对于个体生命的发展，福兮非福，很难判定，所以不想也罢。 读书真的是人生最为快乐的事情，这份快乐就在于在这个事情里，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偏执，完全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一本书，一读不合口味，顺手就可扔掉，有的书开始读得还好，但越读越不是滋味，也可以潇洒地与它说声再见。我在80年代曾经特别喜欢一个学者，他的著述有一种诗情与哲理的融合，特别对我的趣味，逢有青年学者请教读书，就毫不犹豫地推荐。后来发现他的世俗生活与他的学术表现似乎不是一回事，突然很失望，虽然还是钦佩他的学术成就，但阅读的兴致就再也提不起来了。当然也有的书，就像你所说的，总在身旁，常读常新。如果要我来举一本的话，那就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是一本公认的奇书，我家里有三本，一本放在长沙，一本放在南京，还有一本经常随身带在路上。我也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只觉得这本书什么时候都想读，什么时候都能读。尤其是旅行时带在身边，从哪里读起都可以，都让自己感到新意，感到阅读的激动。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可以说出许多种理由，但仔细想想，这些理由也并不十分靠谱。一本一辈子都想读、一辈子也读不够的书，其实不要任何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你真正喜欢。一个读书人，一生能拥有一本这样的书，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一种福气。 李杨：最后一个问题。您在《游走边缘——谭桂林文学评论集》里，曾提出衡量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人格力量应包含三个指向：“冒险精神”、“孤独心态”和“苦难意识”。在您看来，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又应当具备怎样的人格力量呢？ 谭桂林：《游走边缘》是我的第二本文学评论集，我在2000年时曾在湖南出版过《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评论方阵·谭桂林卷》，那本评论集因为篇幅原因，只收了我一些代表作品，其他一些零散的文章我后来就都收到《游走边缘》这本集子里了。你提到的这三个词语就出自我在1989年写的一篇小文。那时因为受尼采和佛洛依德影响太深，谈文学总喜欢谈人格，而那时我觉得文坛上聪明的作家太多，迎合的现象比较普遍，而特立独行的作家实在稀缺。所以就写了这么一篇短文发表在《作家报》上。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冒险从来就是有边界，有限制的，孤独当然需要，但有一二知交能够对酌，不是更令人愉快的事吗？人生本苦，这是佛家第一义谛，缺欠的人生，不幸的命运，无处不在的世俗权力，已经给人间带来了无数的苦难，何必还要自己去求取苦难呢。所以照我现在的观念，无论如何是写不出这种豪言壮语了。但正如你说的，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确实在人格上要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坚守。我认为，这份信念就是学术能让自己的生命快乐，这份坚守就是学术必须要体现生命的尊严。所以，我忍不住在最后要重复再说一次：做学术一定要遵循快乐原则。做学问和读书一样，都是一件很让生命快乐的事情，如果一个学者，总觉得自己做学问很苦，或者自己把学问做得灰头灰脑、愁眉苦脸的，那他真不如去选择一点别的事情来干了。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