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您的长篇小说《北鸢》入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请您发表感言。
    葛亮：十分荣幸拙作入选“年度十大好书”，并对此心怀感念，这一肯定无论对这部小说还是我个人，皆有不凡的意义。创作这部小说的七年，其中的乐与痛，历历在目。这也是一个青年写者成长与逐渐步向成熟的过程。我感恩这一过程，并视其为自我沉淀之道。关于民国，以及我的家族与时代休戚相关的内容，至今想来，仍饱含温度。可以《北鸢》一书，将这个时代中的一个面向呈现给各位，一尽绵薄，也是一种幸福。
    晶报：您的小说语言非常讲究，评委黄子平教授认为，《北鸢》的语言让人有久别重逢的惊喜，它洗净了半个世纪的陈词，却没有跌回半个世纪之前的滥调，因而又是鲜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您认为好的小说语言具备哪些特质？
    葛亮：语言作为小说内容的载体，一向为我重视，甚而倾向理解为语言本身是构成内容的重要部分。白话文运动以降，汉语小说在流变中曲折前行，但标准还是清晰的。好的语言，在表达小说语境方面，功能可以一当十。其一是表意的精准，并无一定的细腻与粗粝之分，而是在小说气质上的把握恰如其分与否，曲水流觞与泥沙俱下，各有其美学意义；其次，语言的语感，本身所呈现出的对小说韵律与节奏的把握。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与同期的京派作家相比，在这方面更体现出了语态演进的价值。其三，我期待的小说语言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系统当中，承继与发展并行。在《北鸢》中，我试图寻找与选择一种合适的语体，将语言“常”与“变”的状态进行融合，以表达民国时代的普遍与开放性。就这一点我很感谢父辈对我早期的阅读训练。笔记小说构成了我最初的语言审美，一方面是一种语言的自我锤炼，另一方面让我看到了一种相对放松却精确的语言，在中国古典文学谱系中可作范本。
    晶报：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写民国背景的小说？
    葛亮：我未来的写作仍会触及这方面的题材。民国是个充满可能性的时代，所谓不拘一格。这个时代被称为“中国近现代的五代十国”，其历史格局的跌宕，政权交替的匆促与戏剧性，仅为其表，我更加感兴趣的是其中蕴含的某些可称为常态的部分，和民生与日常相关，这为我阐释历史提供了某种因由与逻辑。在《北鸢》第一章，我借由一个客栈老板道出有关“家事”与“国事”的辩证。其中也蕴含了对“民间”这个文化空间的关注。这个空间的包容与延展力，对接庙堂与广场，但又有着相当独立的历史评估体系。民间的民国，在我看来是十分有意义与值得书写的。
    晶报：接下来的长篇小说可否为读者稍微透露一下内容？
    葛亮：仍然是有关历史的题材，考虑会将书写的起始点上溯至晚清。彼时中国现代性的萌芽，与传统之间产生微妙的共生且砥砺的关系，对后来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从而也对诠释“东方”这个意象提供了又一重维度。而中国作为文化坐标的意义，也将由其内部的考察延伸至与西方对话的语境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