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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竞争融合 在笔者看来，作为历史建构的“世界文学”，就是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说自己的话、发自己的声，为自己的文学张目，以期形成激烈的竞争，并在竞争中交流、沟通，甚至融合。这种竞争的过程并非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更多的时候充满激烈的斗争，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就是“文化战争”。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力跃升世界第二的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作为一个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国家，在世界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应勇于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垄断，争取世界文化话语权甚至是话语领导权。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尊大，因为不是我们每出一部作品都是“世界文学”，每一种文学发展趋向都代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要想争夺世界文学的话语权，关键还要看我们对世界文化贡献了什么。 这就涉及“世界文学”建构要处理的多重关系。首先是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所谓文学的世界性，即文学作品能为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个体的种种私密体验，超越地域、民族甚至国家的利益诉求，融入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合唱之中，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参与人类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建构，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方向、作出独特贡献。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即为人类共同命运提供独特的生活经验，为人类把握世界提供独特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为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许多作家如鲁迅、郁达夫、老舍、沈从文等人的创作，都得到了世界的广泛接受和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观念，是在新形势下对世界格局的一种全新的阐释，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价值体系的新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极大地缓解并矫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和压迫性，超越西方近代理性精神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承认各个国家、民族的差异，求同存异，进而建构相互合作竞争、交流融合的和谐的世界新格局。 “世界文学”建构要处理的第二个关系，是文学的现代价值与传统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现代价值，就是指维系现代社会存在、运行并高速发展的理念基础和价值规范。用哈贝马斯的说法，是政治、经济、文化均按照合理化设计而运行发展；用麦克卢汉的说法，是现代交通、通信、媒体技术把整个世界当作地球村；用韦伯的说法，是分工精细、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用马克思的说法，是按照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而分化细密、学科纷繁的知识体系，以及维系现代社会存在、运行和发展的理念基础和价值规范。因此，传统性只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准备，只是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价值提供一种参照。 伴随着现代性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人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分别对现代性进行重新思考，使得一股反现代性的潮流在某些研究领域暗中滋长。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在文学中早就有明晰的表现，比如梅里美的《嘉尔曼》、托尔斯泰的《哥萨克》等。虽然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吉普赛和哥萨克等传统社会文化带有深切的同情甚至向往，但这种传统社会对现代性的拒斥和抵抗，以及现代人无法在这种传统社会中生存下去的主题却非常鲜明，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 因此，我们倡导“世界文学”，要在世界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同时警惕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和反现代性潮流的冲击。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得到世界的广泛接受和认可，并为世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