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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丹穆若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和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等著作在汉语世界的传播，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近来又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卡萨诺瓦主张将对“世界文学”的探讨变成对“文学世界”的考察，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的文学空间。于是，有中国学者从差异性、非中心性的视角考虑，认为可以用“文学世界”来取代“世界文学”，这样似乎就可以打破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民族与世界的差异。在笔者看来，这种研究视角并不十分妥当。 走出“文学世界”误区 “文学的世界共和国”这个名称，从字面上看满足了一些人对文学的两种期待：一是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超越民族、国家、地域等界限的文学势必不再以国别来划分，而会成为统一的、蕴含人文主义关怀的“世界文学”。二是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国家和民族，期盼自己的文学能够加入世界文学的合唱之中，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认可与赞赏，从而获得生存发展的权利与机遇。 但是，这两种期待之间是有着深刻的矛盾的，前一种期待追求的是统一性，即在价值维度、人性结构、文学模式、审美体验等宏大叙事方面，真正超越了民族、国家、地域甚至性别界限，而为全世界认同并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学。后一种期待追求的是差异性，他们希望更多地保留自己民族的特性、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个性心理，坚信“越是独特的就越有价值”，因而世界文学就是样式各异、风格独特、取材不一的各种文学的集合。 以上两种期待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预设，即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已经存在的现实，或作为一种将要存在的潜在现实，它遵循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表现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因而是一种真理性的表述。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握它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推进这个现实的早日实现。但实际上，“世界文学”绝不是一种已经存在或将要存在的客观现实，也不会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过程中自然实现，而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建构。 首先，从理论上讲，“世界文学”涉及“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他者”就没有“我”的存在，因而单纯以所谓先进的文化去取代、同化那些所谓落后的文化，或者只允许一种声音来独唱，就不能称之为“世界文学”。其次，“世界文学”涉及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完全无中心的杂凑拼合，将退回到前工业社会只有国别文学的时代。任何一个中心的建立，都是由无数边缘衬托凸显出来的，因而在世界文学中既有处于主流的文学，也必定有处于边缘的非主流文学，而且中心和边缘、主流与非主流之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从现实性上来说，全球化趋势已经裹挟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每个人进入这一历史大潮之中，谁都无法置身事外。而在这一历史大潮之中，一些发达国家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夺自己在文化上的领导权，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努力为自己的文化争取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竞争文化话语权上很多时候总是处于矛盾、对立、交流、沟通的状态。即使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竞争关系。而“文学世界”这个概念明显忽视了这种对立竞争关系，仿佛一切都自然而然、一切都平等公正。 与这种倾向相关，在研究中每当遇到难以定论的时候，或者是出现争执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追溯这个概念的源头，去梳理从歌德、马克思到当代的米勒、柯马丁、丹穆若什、卡萨诺瓦等人是怎样说的，他们的理论主张有哪些意义，希望从他们的论述中发现“世界文学”的真相。这种追溯和探索是有意义的，可以让人们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世界文学”概念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了解这种建构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并进而明确话语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与具体语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完全局限于这种概念梳理，或者把追溯前人之说作为目的，而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世界文学”的建构就变成了亦步亦趋、邯郸学步，这样的研究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