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6月19日下午，“十月作家居住地·丽江古城”首场名家讲堂在丽江古城雪山书院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十月文学院、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与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围绕着“地理的边缘与文学的中心”的话题，进行了一场充满民族情感关照的文学对谈。本场名家讲堂由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吕约主持。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和丽军出席，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丽江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丽江市文学界专家学者和丽江市作家协会成员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吕约表示，在未来十月文学院将邀请更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名家入住丽江，开展丰富的文学活动。通过“十月作家居住地”的辐射效应，让文学走向更多的读者。  什么地方发出声音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中心 张柠：我先来抛砖引玉。首先要为“地理的边缘与文学的中心”这个话题来破题。边缘与中心这种二元关系，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不管你是否认可这种关系，它都确确实实地存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何为“中心”？何为“边缘”？从纯粹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世界是无所谓中心的。一切“有情众生”都是平等的，这座山，那片水，石头树木和花草，每一个地方和每一种事物，都可以是中心，但也都不是中心。有了人类活动以后，中心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这个地方长高粱，这个地方就是产高粱的中心；那个地方长棉花，那个地方就是产棉花的中心。这是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每个有人类经济活动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中心。你长高粱我就长甜菜，你长棉花我就长稻子，什么都不长的地方，就是荒漠中心。这是问题的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心”。比如，大学集中的地方，就是教育中心；官员集中的地方，就是政治中心；还有，房子很高、街道很多、商品集中、物品丰盛，到处都是印钞厂和运钞车，那就是大都市，或者叫中心城市。在中国，真正的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京。它是政治、文化、国际交流和科技创新的中心。 但是，“文学中心”无疑不是自然地理概念，也不是经济地理概念，也不是人文地理概念。“文学中心”在哪儿呢？如果我说文学创作就是讲故事，那么，北京人和上海人就一定会讲故事吗？丽江人、大理人、西双版纳人、西藏人就不会讲故事吗？我还可以说，文学就是抒情，比如写诗。难道只有中心城市的人才会抒情？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区人就不会抒情吗？诗的中心在哪里呢？这也是值得讨论的。再宽泛一点，谈到文学和艺术，比如歌唱和舞蹈，我觉得地理边缘的人可能更善于歌唱和舞蹈，他们难道不是更艺术、更文学吗？如果我说“文学中心”在北京，那么，阿来、贾平凹、陈忠实就是文学边缘吗？看来我们需要重新绘制一张文学或者艺术的地图，这个地图和自然地理图，经济地理或者人文地理图，并不完全重合。那么，“文学中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它究竟在哪里？怎么样才能成为“文学中心”，都是可以重新讨论的。 阿来：我看到这个题目，开始有点蒙，但是经你这么一破题，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大概是讨论“非中心的中心”。最近我去了一趟欧洲，去了捷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民族，那个时候它属于一个更大的帝国，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奥匈帝国因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败了，很多民族独立出来，才成立了一个个国家。如果要从边疆的概念看，奥匈帝国的中心在维也纳。捷克布拉格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某种边疆了。这个时候，捷克民族当中特别富有才华的一些人开始走上世界文坛。写《好兵帅克》的哈谢克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个人的理解当中，如果把世界文学排50本好小说，我一定会把《好兵帅克》排在列。就因为这样的文学巨匠，当然后来陆续还有别的艺术家，使布拉格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城市，直到它成为独立出来的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这个城市还产生了卡夫卡。也就是说，当捷克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时候，它就已经创造了一种文化，赋予了捷克一种民族精神，同时它又有非常普遍的世界意义。《好兵帅克》用一种比较荒诞的、讽刺的笔墨来写战争，今天中国写抗日战争的人，距离哈谢克非常远。哈谢克确立了一个写战争的标准。《好兵帅克》这样的作品，让当时尚未成为国家的捷克，创造出一个文学的、文化的高峰，而且这个高峰不是短时期的，一直持续到现在。 当我自己开始写作的时候，首先看见我周边有很多爱好文学的人，我想丽江也应该是这个情况——即便是身处最边缘的地区，也有歌唱的愿望，也有抒发的愿望。我们对种种人生境遇与自然之间的交替深有感触。但因为没有既定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标准，你会感觉好象是在一个荒野当中开始写作。这就是某种边疆写作的形态。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以至于通过自己的书写，在这个地方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文学传统？这是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我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我周边也有很多写作的人，他们只看《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我说我不看，我不喜欢了解近处的人在干什么，我想看看远处的人在干什么。民国时期有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叫欧文·拉铁摩尔，后来他转向学术研究。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内亚边疆”，他认为在亚洲内部、中国内部，除了国家边界以外，还有很多文化的边界，形成了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文化区域。他把这些交界区域叫做内部亚洲的文化边疆，简称文化边疆。他认为要真正观察中国，不是掉书袋、不是做典籍、不是做训诂，而是要去考察这些内亚边疆地带交织的文化生活、社会变迁。 这个理论对于我自己在写作当中深有启发，帮助我自己树立了信心。只是按照中心地带的文学杂志，来揣摩北京流行什么、上海的批评家喜欢什么，恐怕我们这些地理边缘的作家永远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上海的东西上海人自己会写，广东的东西广东人自己会写，北京人那种东西你更写不来，因为他们像讲相声一样，油嘴滑舌地讲。我们有时候一起讨论，他们觉得自己很精明，但我觉得有点烦，油嘴滑舌不够老实。我们要说的是入心的话、过脑子的话、过情感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树立的文学标准。 我们这些地方具备出现好文学的条件，如果还没有出现，说明我们努力不够。或者用今天的话讲，是不是文学自信不够？文化自信不够？如果有足够的自信，我觉得西藏、丽江这样的边缘地方有可能成为中心。我对中心的理解就是，什么地方发出声音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中心。 “边缘”与“中心”的文化博弈 张柠：阿来的意思是说，他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向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看齐，而是从自己心灵中出发，到读者的心灵里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不是地理学的概念。它们可以很临近也可以很遥远。我们后面还会涉及这个问题。阿来还讲到布拉格。奥匈帝国时期的布拉格，并不是首都（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而是一个边缘城市，但却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城市，多种信仰和多种文化并置的地方，因此那个地方的文化特别活跃，特别具有生长性。 文化持续生长和发育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秩序和等级。当这种秩序和等级趋向于稳定的时候，这种文化本身才开始变得稳定和强大起来。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文化的同质性，使得它活力不够，排斥异己而趋于僵化。当一个空间之内，有不同的文化秩序同时并存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比较自由而活跃。比如布拉格，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的宗教混杂在一起。这种混杂，并不是对每一个领域都好。但是，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却是好的，它催生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布拉格就是一个文学艺术家扎堆的地方，我们熟悉的就有哈谢克、恰佩克、伏契克，还有卡夫卡。 我同时想到了敖德萨，前苏联南部黑海边上的一个边缘城市。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多信仰混杂在一起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叫巴别尔。作为犹太教徒的他，邻居有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伊斯兰教徒等。他从小就会说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也就是说，他大脑里有多个语言系统，一件事情可以用多种语言来表达。他背诵的经典有《旧约》《新约》和《塔木德》。蜂拥而至的多语言系统，丰富多样的表达的可能性，不同的价值系统的相遇，使得他一生都在表达上做减法，追求表达的有效和力度，使他成了一位简洁的大师。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缘，因为文化上的多样性、想象空间的自由度，很容易成为文学艺术创造的中心。 丽江也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信仰交汇的地方。它是边缘城市，但它是文化交汇中心。比如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纳西族年轻人，都会说多种语言：丽江话（西南官话）、普通话、纳西族话，还有英语。这座城市里，除了纳西族人之外，还有藏族、彝族、白族、汉族，藏传佛教、喇嘛教、纳西族东巴教，多种信仰和谐并存。前天，我为丽江写了一首诗：“高原之阳/吐蕃故地/犁牛石下/丽水出焉/千景汇流/百族和一/古城丽江/画中有诗。”景色美丽，文化多元，关系和睦，宽松自由，都是非常好的，能刺激想象力。但这些都是产生文学艺术的条件，而不是文学艺术本身。 文学艺术的发达，跟其他领域的发达所要求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有了基本条件，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就一定出大作家，一定有可能成为文学中心。还要作家个人的才能支撑。你喊一嗓子，能不能让别人听到？只能让昆明、西双版纳听到是不够的，能不能让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听到？所以说，文化背景、文化条件具备了，还需要个人才能的加持。阿来就属于那种喊一嗓子能让北京听见的作家。 阿来：在边疆地区从事文化工作或者文学书写的人，有些时候对自身文化的价值没有信心。我们很少见到本土的一些文学书写，对本土的地理、历史、文化方面做过系统性的研究。大家老觉得文学就是一个字句的文本，在字句之外不用花那么多功夫。文学就是把话说清楚，把话说准确，把话说生动，说得有点风格，就成了。但作为一个边疆地区的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还有，对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的熟悉程度，都很成问题。我们本地的河怎么流的？湖怎么摆的？山怎么走的？这样基本的地方性知识，都未必能说得清楚。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这是第一。 第二，如今已经是全球化时代。我认为，文化全球化更早，至少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人主动通过翻译进入文化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带来了西方美学，一个新的美学规范，这对中国的叙事文学是有帮助的。中国的诗歌散文，确实有非常优秀的、源远流长的传统，但我认为中国的叙事文学是不成熟的，甚至从话本这个源头而言，是不健康的。你认不认为《三国演义》是健康的？你认不认为《水浒传》是健康的？我不认为。现在，我们要进入世界文学，接纳西方的文学经验，跟世界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还在揣摩别人的想法，卖一点我们的风情和奇风异俗，把我们的名字后面加一个括号，标注上某一个民族来发表，恐怕是不行的。在文化领域当中要少一点患得患失，要肯冒险，敢于探索。循规蹈矩是不行的。文学探索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语言探索。我们这么多独特的语言基因，往往不能转化到规范的中文当中。结果就是被中文规范掉，丧失语言价值。将独特的语言基因转移到汉语当中来，这中间存在着边缘语言与中心语言的博弈。 前几年仓央嘉措和纳兰性德很流行。仓央嘉措的讨论，好的观点不多。而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专门谈过纳兰性德。从宋到清几乎没有很好的词人，怎么突然出来一个纳兰性德？王国维先生说，因为他跟汉人不一样，他是满人，是自然之人。那时候刚入关不久，甚至还有野气。所以他是以自然之眼观物，跳出了汉族的诗词传统。所以他的词，变成了一种具备新鲜感的东西。 我到一个地方，经常会发现那个地方的语言经验已经不在了。有的作家，就敢于把方言的表达，经过翻译，挪入到汉语中。当然，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原来的表达规范我们一概不理，那也不行。今天有很多实验性的作家，故意把语言弄得很别扭。我们要善于把边缘语言当中的生活经验、美学感受，带到汉语写作当中来。然而我们总认为表达异域经验，就是表达异质性的生活景观。最后就变成对于风土风情的无节制的描写，甚至编造已经消失的异域风景。 观念需要转化为未经变异的真诚作品 张柠：前面涉及到很多重要问题，一是中国文学面临的全球化的问题。第二是地域文化自身，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它。第三，了解之后是否有自信转化为语言？只有转化成语言之后我们才可以谈到文学语言自身的创造性。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边疆作家怎么书写边疆的话题。我们在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对于语言的使用已经很匮乏。看上去语言很丰富似的，实际上有效的交流很少，或者说受阻。很多基本的词汇，丧失了应有的语义，使得好的词汇本身失效，最终导致了词语的贫乏。特别是在表达真实情感方面，我们的语言真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传统意义上表达情感的词汇已经失效了，那该如何表达爱、恨、怜悯、同情、悲伤和喜悦？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发达中心城市，你费劲心思、绞尽脑汁都很难有效表达。这时候我看到阿来这样边疆的作家，写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他们的语言特别直白，表达情感直截了当，而且有力、有效。 在发达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频频受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世界在人心和人心之间设置了种种障碍，这个障碍就是金钱、商品、成功、职务、职称，等等。这个世界发明了太多新事物服务于我们的身体，服务于灵魂的事物却越来越少。现在在发达地区，文学表达越来越复杂，最后我们都已经头晕了。人类文明发展，一方面积累了很多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多代价。其中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不直接了，人心与人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边疆地区的写作者，相对而言他的心要简单、直接得多。像阿来刚才提到的仓央嘉措的情歌，读过的人都感动。他的修辞其实很简单，直截了当，非常直白，但是却能够直抵你的心灵。为什么边疆地区的作家作品前几年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亮点？就是这个原因。这是边缘地区的优势。那些前卫的小说家和诗人，探索得很费劲，也确实有才华，但是很多普通读者不能够领略，不能够读懂。这是一个问题。他以为他的所有表达都可以抵达我们的心灵。其实不然，他只是陷在语言的自我搏斗中。这种搏斗跟普通人的关系不大。 边疆同时具备文化上的优势。特别成熟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它完全固化了，等级化了，它最后完全在为那个权力等级服务。而边疆地区的文化还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此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对文学创造注入了很多的活力。我们要找到自身最内核的东西，一方面别人不可替代，它是独特性的；另一方面它可以分享，不是晦涩的，自说自话的，能够进入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种。这样的艺术表达才是有效的。而分享的中介，就是大家彼此都可以懂得的语言。 在多民族的中国，大家能够共享的语言就是现代汉语，因此要求你对现代汉语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但同时，作为作家，你也要有破坏规则的能力和自信。你要把你们民族中活跃的、生长的，而汉语传统中业已枯萎的东西保留下来。比如喝酒，我去内蒙古地区，去壮族地区做客，大家喝酒就是喝酒，一种很放松很真诚的状态，能把这个好事情的真正的本意呈现出来。人类永恒的最基本的情感，爱情、友情等等，在一个特别烂俗的成熟的文明里面，容易变异，变得难以表达。但边疆地区并没有。我们都在等待着你们写出未经变异的真诚的作品。 阿来：2012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随笔，叫《丽江行》。丽江这个地方极盛时期，历史上相当于盛唐时代，那个时候藏族也很强大。后来丽江的文化开始收缩，这也是一种文化命运。我想通过走访不同的地方，去描述这种文化逐渐淡去，甚至完全消失的过程。我沿着当年吐蕃帝国的边疆，去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后来离开的时候，他们说看不太懂我写的东西，希望我写一个简短一点关于丽江的文字。我说试试吧。 后来我想，丽江的灵魂就是水。我在丽江几年，走过相当多地方，对地理有基础的了解。丽江古城原来叫四方街。四方街是水运的，为什么叫运河？运河从哪里来？是从黑龙潭流过来的。黑龙潭的水是从玉龙雪山的高山湖泊区来的。湖泊的水走着走着不见了，到哪儿去了？掉洞里去了，叫落水洞。然后才从黑龙潭流出来。所以刚才我说地理很重要，现在中国人写文章没有地理。一写家乡就写不知名的模棱两可的名物。我怎么确定这是你的家乡？所以我觉得，写作一定要有具体的考据。 我的散文《一滴水穿过丽江》是在《丽江行》的基础上写的，这篇短文只有1800字。写冰山融化变成水，一路下来经过丽江的什么地方，路线很清楚，是查过典籍、请教过专家的。这一路上，我用拟人化的手法，要让水看见。先看见的是自然环境，然后是人文环境。这里面牵扯到两段生活场景，一个是古代建四方街时候的场景，一个是四方街建成了，今天游人如织的场景。其实只写了几百字，但我看了大量史料。丽江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叫方国瑜，他研究东巴文，研究云南地方历史，70多岁的时候编了12卷的《云南史料丛刊》，上千万字。今天有谁肯下这样的工夫？ 我的散文当中所有有关丽江建城史的内容，全部看过一遍。我先写的是两万字，后来在那个基础上写了1800字。1800字的文章比2万字的文章还难写，涉及到语言问题，对当地文化的认知问题。既然是散文，就必须按现在世界的最高水平写，虽然不可能达到，但至少是一个高标准。张柠刚才谈到了比较抽象的观念，这些观念很重要，但只是老和尚打坐一样想不行，需要我们通过写作落到实处。 既要做一个有心人，又要做一个有情人 张柠：我们前面谈了很多比较抽象的问题。实际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将抽象的观念融在创作的构思过程中。一滴水从雪山上流下来，一直流到金沙江，实际上有地球引力就够了。但是当一滴水从1800字的文本里面穿过，流进所有的读者和中小学生的心里去，那要花多大的力气？背后地貌学的、植物学的、历史学的知识，都在支撑着这一滴水。所以它才能穿过所有的世俗生活的尘埃，直抵心灵。这是文学的力量。要产生这种力量，作家首先要作一个有心人，处处留心，刨根问底，科学精神，像阿来写《一滴水》时那样认真。另外，还要做一个有情人，这样文学才开始起步。很多人世代住在那么美丽神奇的地方，却写不出好文章。一个作家来采风，转眼就写成了佳作，比如受到你们土司礼遇的徐霞客。这里面有很多文学的奥秘。 来的前一天，我的一篇散文刊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那是到百色地区下面的凌云县采风后写的。我在那里走马观花三五天，写什么？怎么写？凌云的山好水好，这大家都知道，都在写，很容易雷同。我想，那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一条红裙子，一个女作家的红裙子。刚到那里，接待我们的那个女作家，居然穿着一身迷彩服。迷彩服是干什么用的？是隐蔽用的。军人穿迷彩服躲敌人，和草丛融为一体。凌云那位女作家，她穿迷彩服干什么？她一定是在躲我们。等到离开的那天，她来送别，居然穿了一件大摆的红裙子。所有作家都惊呆了，这是你吗？你不是那位穿迷彩服的人吗？你不是躲我们的人吗？这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所以写的时候，我把凌云这个无名的县，一个没有名气的低调的地方，跟一个很耀眼的红裙子的女人形象联系在一起，题目就叫《凌云与罗兰》。你说凌云这个地方的山水多么美，又是天然氧吧、又是百岁老人，别的地方也有。这样的表达没有差异和个性。而文学一定要在一瞬间击中读者。一滴水穿过千年，穿过所有地方，流进你心里；一个无名的县，一下子跟一条耀眼的红裙子联系在一起，刻入你的记忆——这都是审美上的触动，它是有效的。所以文学有时候会击中别人，是因为你对生活、对人、对事物有强烈的情感。我们要捕捉这样的情绪。 阿来：除了读方国瑜先生编的《云南史料》，还可以读一本书叫《被遗忘的王国》，是抗战时期一个叫顾彼得的俄国人写的。他对那个时代的纳西生活进行了方方面面的书写。照理说我们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地域当中，应该更容易写出这类作品。而他一个俄国人跑到这里，七八年时间居然就写出了这样一部丰厚的作品。而且这个人本事很大，他来这之前在北边，从康定开始走到梁山，写了一本关于梁山题材的书，自己还上了二三期的黄埔军校，非常开明。“纳西学之父”洛克也详细研究过古代西南的纳西文化。他写玉龙雪山的地理，他写丽江各种宗教传播的情况，都是基于具体地理的考察。今天我们进行文学书写的时候，没有具备他们那样的眼光和发现的能力。 可以说他们已经创造了纳西地区的书写传统，而且是用非常现代的方式。我们要从中学到一些方法，了解他们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这几本书也是我来丽江的指南书。我要去的地方都是来自书中。但当地人却说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儿。这个不可以。作为当地人，你不了解、不热爱当地文化，怎么书写当地？ 这就对我们这样的写作者提出了要求。我自己刚开始写西藏那个地方，发现西藏除了喇嘛就是喇嘛，确实没有以现代方式书写西藏的传统。所以自己的写作有点开天辟地的感觉。但是丽江是有文学传统的，至少木氏家族的这些土司们都写诗。我记得过去有一篇考据，说嘉庆年间就有土司们的诗稿刻本，但是这些诗作受到汉族影响比较大。洛克和顾彼得对于丽江的书写也很重要。这两个人对丽江文化的研究关注什么方面，对我们本土的作家非常有启发。汉族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不太关心边疆的。明代、清代来这里做官的都是有文化的人，但是很少做实地调查。他不观察地理和动植物，也不研究少数民族。《云南史料》中有很多他们留下的史料，很多篇幅是重复的，普遍对当地一些志怪的东西有兴趣，有点像纪晓岚写《阅微草堂笔记》的样子。实际的科学性考察几乎没有。几百年中，汉族知识分子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一直没有好好展开。 西南联大的时期也是。抗战迫不得已把这么一大批学者逼到边疆地带，实际是与少数民族发生关系的好机会。但是没有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关心、研究少数民族，都在聚精会神地做文章。现在我们对少数民族最感兴趣就是歌舞跟美食，这些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只是蕾丝花边。 民国时期只出了一位研究者叫李霖灿。原本是学画画的，来纳西这个边疆地区收集美术材料。那个时候纳西族的东巴语都是土话，他最初是对东巴的象形文字感兴趣，但是后来开始真正研究起东巴文化。这时那边把经济给他断了，他没放弃，在那儿边卖画边搜集东巴材料。后来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知道了，觉得知识分子都到少数民族的地区来了，不研究少数民族的东西确实说不过去。于是每个月给80块钱，资助他继续在丽江做材料的搜集。后来为了用国际音标注音，专门在当地找了一个纳西人，把一个一个的纳西字念出来，又找来一个懂国际音标的人注音。可惜后来解放，李霖灿跟着傅斯年去了台湾。他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第一人。 越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本地人对自己的文化越要展开研究。而且我们要借鉴外国人的经验。李霖灿写玉龙雪山，标题就是三个词：雪山、圣府、喇嘛院。跟洛克、顾彼得比较，他的写作是很空的，就是中国的那种抒情散文，写玉龙雪山怎么皎洁、雄壮，而不是爬多少里到什么地方，某地区长了什么树，几月份下雪，几月份开花儿。没有这类的详细考据。当然，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长处，但是在抒情的同时，做一个有心人，付诸一点地理的、科学的知识，这些文化真实的东西，可能对书写是有帮助的。至少我本人获益匪浅。 张柠：阿来谈到汉语学界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缺憾，确实存在。现在的学科设置里，这一块隶属于民族学，各级民族大学在这一块比较强，还有一些综合性大学也有这个专业，但总体上看，它还算不上强势学科，综合性研究程度有待提高。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这一学科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传统的民族文化，包括汉族的抒情文化，诗性的文化，是文明当中非常绚烂的部分。在文学研究中，将视野指向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和影响研究，也是趋势。阿来刚才提到，增加现代人文主义传统，科学理性传统，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理性文明，与东方的审美文化传统合二为一，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今天，我们讨论了几个问题，第一是在“全球化”和“现代世界文明”背景下边疆写作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与“边缘”和“中心”相关的话题。第二是关于“边缘”和“中心”的关系问题，文学意义上的中心，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心，文学的中心与自由的想象和表达有关，它来自心灵、扎根心灵，并且抵达另一个心灵。第三个问题是“有心人”的科学精神和“有情人”的文学感受，如何激发表达的文学性。第四个问题是文学写作如何表达的问题，阿来通过“一滴水”如何穿过丽江的实例，做了生动且富有启迪的表达，我受其启发，讲了“一条裙”，它耀眼的红色，如何激发读者对一个地方的记忆。我想，这是一次貌似轻松实则艰辛的探索旅程。  阿来、张柠、吕约同观众合影留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