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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我在少年时期就读过航鹰的作品《明姑娘》，是在《连环画报》上，美丽明亮欢快的调子令人感动，看不见事物的眼睛和明亮丰富的心灵的反差也令人惆怅。后来读到《东方女性》，在那个时候这部作品是很轰动的，我觉得那是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中比较早的作品，丰碑式的作品。长篇小说《普爱山庄》在中国是一个很洋气的题材，写得足够复杂，足够有力量。这个长篇的文学史价值至今没有被深刻认识。《普爱山庄》几乎是关于世上最好的母爱的叙事，不仅描写了孩子们的复杂成长，妈妈们的人生也都创伤累累，跟孩子一起向着爱而成长。从航鹰这里，我第一次领略到有中国作家能够整全地写女人，童年、少女、姑娘到中年、老年整个女性世界被航鹰写了一个遍。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文学史现象，从当代作品中梳理出属于我们中国的、对世界女性文学产生影响的发展脉络，她的作品是非常好的研究文本。 我们的文学相当一段时间一直追求小我的存在感，航鹰的作品无疑也深具个性，但又开掘出了比自我还要重要和开阔的题材领域——心灵与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从《明姑娘》到《东方女性》再到《普爱山庄》，几乎都深探到了某种盲区里去，在盲区里体味眼睛所看不见的生命状态与温度，她以最大的灵敏度发现心中的那些星光、月光。《普爱山庄》充满了象征，写实的地方非常实，抒情的地方也让你内心非常感动甚至难过，但是象征意味会让你感觉到通透、飞腾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万物自在，灵性充盈，世界和人生是一体的，不是一个梦境和现实反照的关系，那只是文学本身、心灵存在状况本身对小说的烛照。《普爱山庄》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严重忽视的作品，它的主题意义和写法，应该被重新予以价值评估，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这个角度，这部小说作出的贡献也应该被我们深度认知。 黄桂元（天津作协副主席）： 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一类作家，其作品或许不具有与主潮有关的指标意义，却以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拓展了新时期文学史的宽度和厚度。九卷本《航鹰文集》种类庞杂，内容丰富，涉及了诸多生活领域和文体样式，构筑了一个印有个人标记的斑斓的文学世界。航鹰书写的独特性在于，是全国读者投票把她推向了文坛，这个事实决定了航鹰存在的独特价值，用时下热语叫“接地气”，其取材与书写带有某种民间草根性质。她的小说游走于文学主潮边缘，取材飘忽不定，注重生活实感，故事雅俗兼备，写法不拘一格，很难归类。她不是那一类私人化、私语类写作的女作家，不会专注于个人小悲欢，沉入一己的“白日梦”难以自拔。由于她具有题材占先的敏感意识，创造了许多“第一”：《明姑娘》是最先书写残疾人命运的小说；《东方女性》最先正面触及婚姻“第三者”问题；《枫林晚》最先涉及老年人情感伦理。这些话题和领域，在如今多元化的文学时代已失去新鲜感，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在1980年代初期，却给了文坛和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小说之外，航鹰的散文、游记，一般都写得中规中矩，明快清丽，意趣雅正。她能够充分调动自身的有关知识、阅历、记忆与艺术想象，融为一炉，精心谋篇，从容挥洒，娓娓道来，阐扬崇高的人生指向与美丽的道德激情。关于《绿魂》系列我写过评论，“航鹰的绿意独钟，是她孕于幼时的情结，苦觅‘绿魂’则是悲天悯人的艺术家气质所然，是她半生绿色梦思的延续”。航鹰自言一向信奉“题材决定论”，并屡试不爽，如今看来，这样的叙事观念显然有其局限性，但她一直习惯于“抢先占领题材高地”，且在那个新旧交替的特定年代如鱼得水，成绩斐然，自成风景。 虞金星（《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编辑）：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重读这些小说具有一种“回顾”的意义和价值。被重读的作品写在历史现场，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比如，1981年发表的小说《金鹿儿》、1982年发表的小说《明姑娘》、1983年发表的小说《东方女性》、1984年发表的小说《宝匣》……它们所讲的故事、叙述这些故事的语言与风格、围绕这些作品的社会反应……这些都比今天单纯的回忆要来得更现场，更有可观的历史信息和丰富的意味。 航鹰是新时期作家里与社会联系较紧密、对社会变迁较敏感的部分作家之一。清晰却不生硬的“社会背景”意识，在航鹰早期的许多作品中有表现。小说《前妻》里，“农大于留”这个历史词汇，是小说故事的起点。比这篇小说更典型的，应该数小说《宝匣》。这篇小说用一只“宝匣”非常巧妙地展示了上世纪80年代票券退出生活的社会转折，尤其适宜在几十年后回头重读。1983年的小说《东方女性》，关注婚恋题材，据说当初受到争议。看似私人的婚恋题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公共讨论的问题，既是作家的敏锐感知与创作勇气，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当初的敏感和争议，虽然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必要，但同样包含了社会变迁的信息。小说家所作的虽然是细节虚构的工作，但在更大的时空视野里，却比论说文章更有历史的保鲜能力。对今天的小说家来说，重新拾起和社会联系、对话的能力，把眼光再放远许多年，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