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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士下山》以来，徐皓峰小说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看起来不算出色的小说外壳下，写出了一个逝去时代的样貌。而这个样貌，是往后看的，但这个往后看不是为了凭吊，不是为了叹惋，而是一种吁求，一种期望未来能够从过去时代的真实样貌汲取能量的努力。这个略显怪异的姿态，不妨看作一个不断前行者步履的不时踉跄，而动人的，是他不停向前的心志。 一个写作者的成名，在诸多弊端之外，能给读者带来的好处，是可以看到他成名前看不到的作品。比如徐皓峰，因为名声的原因，得以出版了他的少作《处男葛不垒》，读者才能一窥他“少作”的具体面目。 这批小说，故事具奇幻色彩，人物行为古怪，叙事氛围还透着点诡异，但小说里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差不多只是故事的叠加，不过表明了某一类型的少年（抑或青年）心态。因为这些故事的传奇色彩，以及徐皓峰倾心的王小波对唐传奇的偏好，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继承唐传奇”这顶合适的帽子，套在徐皓峰小说头上。不过唐传奇没有那么容易继承，不必说《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那样雄阔的时空自觉，《虬髯客传》那样具体时空中的明确决断，即使这些作品里寥寥几笔勾出的人物，其明媚和浩荡，又岂是徐皓峰这时期作品中的苍白人物所能比拟的？话说得有些远了，我要说的意思是，徐皓峰这些看起来有些特点的小说，不妨老老实实地将其称为习作，他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明确面目，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不过，早期作品的好处是可以让人看到作者的性情偏好，比如在这批作品里，出现了对此后的徐皓峰来说极其重要的因素：武术和围棋。二者在这批作品里不过是装饰性因素，是为了展示人物而设定的道具，却将在他此后的写作里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显现出非常不同的形态。 不过，徐皓峰并未沿着这条习作之路走下去，他因故中断了小说写作，再开始写作，是在六七年之后了。在中断小说写作的六七年时间里，徐皓峰除读书外，还接触了不少佛道人物和武林前辈，其中一道一武两个人物的出现，让徐皓峰获益匪浅，也因此有诸多作品问世。道教部分的文章散见在报章杂志上，至今没有结集出版，武林前辈的口述，以《逝去的武林》为题结集，一时轰动。此后，徐皓峰写出长篇《道士下山》和《大日坛城》。与两本小说的写作时间略有交叉的，是徐皓峰及与他有关的两本口述记录《高术莫用》和《武林琴音》，此后还有一本《大成若缺》，这些口述类作品合起来，差不多勾勒出了民国武林的“内景”，作品里焕发出的，是一个迥异时流的特殊样貌。按照徐皓峰的说法，是“我们需要探索、体会前人的生活，让前人来校正我们。如果我们从前人处还得不到助益，这个时代便不知会滑向何方”。与这些作品写作时间都有交叉的，是徐皓峰的影评写作，后来收入他的影评集《刀与星辰》，虽然在我看来精彩度不如其武林人物的口述，也未必及得上他后来的小说那般富有特点，但可以肯定是一本有特殊见识的书。 在徐皓峰的创作里，《国术馆》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这部作品写于1997年，是徐皓峰最早创作的小说之一，却未获得发表。后来断断续续，徐皓峰把它从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写成一个4万字的中篇，又改成一个两万字的短篇。2001年，又将其写成一个18万字的长篇，仍未能出版。2008年，“18万字保留了一万字，然后，重写”。一个历时如此之久的作品，难免混杂了作者不同时期的各类想法，在这本小说里，既有他采访人物的故事略加变化地置入其中，有他中断写作前那种面目不明的故事和人物，也有他后来小说中会充分展现的对武术和人世的特殊理解。这种混杂让小说偶尔闪现出亮色，却也因为混杂模糊了自身的特色，看起来有一种羼杂的混乱。徐皓峰真正面目清晰的作品，要从《道士下山》开始。 《道士下山》只在故事的奇幻性上还带有徐皓峰早期作品的痕迹，内核已然更新。徐皓峰后来在修订本中说，这本与武有关的书写的是逃亡，“写人物命运，写出了各种逃亡方式；写人情世故，写出了追捕者不同的收手方式”。不管徐皓峰自我定义的逃亡主题是否确切，但这种人物一路逃亡或游荡的经历和目击，几乎是他后来小说的一贯方式。因了这种写法，他小说的结构就不是网络状的复杂构成，而是串珠式的。这个串珠，可以按徐皓峰自己的说法解释：“在中国文化里，‘串珠’一词不是简单的组合，还要把精华发挥出来。如‘《楞严经》串珠’，从数卷经文中拣出几百字，提炼了理论体系和实修程序。”这个串珠的方式用到小说上，是一着险棋，因为对习惯长篇小说复杂结构的人来说，如此结构显得简单。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对一本串珠结构的小说，人们会按照前面说法中设定的那样，要求每一部分有其特殊的精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