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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故乡的清晨，都是从奶奶的咳嗽声中开始的。奶奶患有迁延不愈的肺结核。结核是传染病，母亲和我都不幸被传染了。先是母亲患上了淋巴结核，再是我患上了肺结核。结核，就这样成了我幼年时代甩也甩不掉的“亲密伙伴”。小镇后街青石板路南面的那座小石桥，隐藏着我幼时的最深恐惧。每每被母亲拉着扯着或强行抱着走上桥，我就嚎啕大哭，因为过桥就是黄医生的寓所，我被要求每天去那儿打针。咳嗽和疼，是我对疾病的最初体会。而当我在正对未来充满梦想的16岁那年成为一名实习医生，从儿科转到妇产科又转到内科，最后转到外三科（肿瘤科）时，一张张迅速填满又突然空掉的病床，再次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恐惧。疾病与死亡，如此紧密相连，这是我对疾病的最深印象。 多少年后，当我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济慈的诗：“我恐惧，我可能就要停止呼吸，／而我还没录下我的丰富的思想，／还没能像谷仓那样，使稿本山积，／在字里行间把成熟的谷粒收藏；／我见到大块云，高贵传奇的象征，／在繁星闪烁的夜的面孔上现出来，／我自觉不久于人世，将不再可能／点铁成金地描绘那云块的异彩；／我感到—你瞬息即逝的天生佳丽！／我将永远不可能再向你凝视，／再在那没有回音的爱情的魅力里／陶醉沉沦；—于是，我一人独自／站立在广大世界的涯岸上，思考……／等爱情和名誉沉降为虚无缥缈。”或者阅读鲁迅的日记和书信：“须藤先生来注射。夜始于淡[痰]中见血。”“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这样的文字总是像利刃一般击中我的心，让我感到疼痛和悲伤。 疾病到底是什么？拜伦、雪莱、济慈、契诃夫、卡夫卡、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卢照邻、李贺、鲁迅、萧红……无疑，是可恶的病魔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但与此同时，病魔是否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歌德一面抱怨“活像诗人们一个个都是些病人，整个世界是座医院”，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有些杰出的天才人物之所以成就突出，“前提条件就是体质柔弱，这样才多愁善感，能够聆听到天籁之声”。济慈感叹道：“直到我们病了，我们才会领悟。”艾略特则认为某些不健康的状态（如虚弱或者贫血）可能产生“一种诗的迸流”。正如艾青所写：“我肺结核的暖花房呀；／那里在150°的温度上，／从紫丁香般的肺叶，／我吐出了艳凄的红花。”难道啃噬生命的疾病，会是文学创作的养料吗？它会在什么情形下、多大程度上给作家们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这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病人和医生与文学相遇时的最大兴趣和疑惑，也是此书选题的最初情感由来。当然，选题的最后确定还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 首先，这个选题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文学创作是作家对世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观照，而生病是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生命体验之一，特别是那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它们在人体内成年累月地驻留，不仅仅造成了身体的生理学意义上的病理改变，而且以一种你必须接受它、适应它的强硬姿态改变了你的日常生活、兴趣爱好，乃至情感倾向和思维方式。例如，对一个糖尿病患者而言，甘甜的美妙滋味只能是他的记忆和想象，而不能成为他的现实满足；一个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在一幢异常雄伟的建筑面前，他感受到的可能不是艺术的壮观和美，而是对高高的台阶的恐惧。当一个作家正在历经或者曾经饱受疾病的折磨，他对生命的态度、对情感的体验、对存在的思考、对世界的观照，都会不知不觉、或多或少地打上疾病的烙印，与此相应，他的创作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 其次，这个选题并不是我个人的臆想和捏造。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就注意到艺术创造力与癫狂之间的联系。19世纪末，德国的梅比维斯（P．J．Mobius）提出“病迹学”的用语，特指“以文学家、艺术家为中心，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分析探究他们的异常性格、错综的内心纠葛、疾病史和其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揭示这种关联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及创作活动和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它尤以艺术家的病理发展过程和创作本身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题”。梅比维斯对歌德、尼采、卢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奠定了初期病迹学的基础。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精神医学的发展和精神分析的兴起，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探讨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5年，美国学者杰弗里·迈尔斯出版的《疾病与小说》一书以托马斯·曼与《魔山》、索尔仁尼琴与《癌症楼》等作家作品为例分析了疾病对小说创作的影响。1996年，美国精神病学教授贾米森出版了《触火：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一书，通过研究拜伦、丁尼生、舒曼、麦尔维尔、柯勒律治、伍尔夫、凡高等艺术家和作家的家庭基因、个人病史及创作经历等方面的资料，深入探讨了躁狂抑郁症与艺术创造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三，这个选题潜藏着巨大的研究空间。虽然病迹学的研究在国外已有不少成果，但在国内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领域。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疾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并不是研究文学中的疾病现象。最近几年，因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和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这两本书的翻译介绍，国内兴起了对文学中疾病现象的研究热潮，数目繁多的单篇小论文姑且不提，仅博士论文就有谭光辉的《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宫爱玲的《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研究》、李音的《晚清至五四：文学中的疾病言说》、蔡青的《后殖民语境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疾病书写分析》。虽然我不能说“疾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与“文学中的疾病现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交叉部分，但我必须指出的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联系。谭光辉等学者所做的研究着重于对文学中的疾病书写作出阐释，我所做的研究则倾向于对作家疾病心理的分析，并试图探讨这种疾病心理在作家的创作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并不多见。 从上述三点来看，这个选题是可以做，也是值得一做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所进行的研究没有风险。虽然我相信，疾病，特别是迁延不愈的慢性病，必然会给作家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也明白，要论证出这样或那样的疾病给患病作家的创作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疾病不是直接影响到创作的，而是通过影响作家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从而影响到他的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的，那么我的困难就在于，从疾病到心理状态之间，再从心理状态到创作倾向之间，都不是一个可以实证的过程。我想，我所能做的，要做的，与其说是睁大眼睛去寻找这三者之间若有若无的蛛丝马迹，不如说是贴近心灵去感悟这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情感暗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患病的作家可谓是数不胜数，将他们一一写来，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这种用心感悟的方式，也决定了我只能在其中选取几个能走进我的心灵的作家来作为我研究的例证。我选取鲁迅、孙犁和史铁生这三位作家来作例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被他们深深地打动过、震撼过，也为他们罹患的难以治愈的疾病悲伤过、叹息过。当然，选择这三位作家也还兼有这样的考虑：因为他们也算得上是三代人，他们的创作活动可以分别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 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曾经积累的医学知识和习焉不察的医生视角，可能是我进入研究的便利之门，然而也恰恰是我必须认清并跨越的障碍之栏。因为我曾经接受的医学实证训练，或许会使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偏执于对疾病本身的深究细考，而忽略了它们在作家的创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我一再提醒自己，我研究的对象虽然也是医学者眼中的病人，但更应该是文学评论者眼中的作家，而如何将他们统一在一起，并最终上升到解答文学问题的层面上来，才是我的努力方向。此外，我也一再提醒自己，疾病会给作家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绝不能说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因素有时更能左右一个作家的创作。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个癫痫病患者，他的创作也与此不无关系，然而正如鲁迅所言：“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 我写下的，是我真切的感悟和平实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