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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册第二通信中，赵之谦明确反对作为宋学“演绎派”的心学： 数年来心学之说复起，愚者既奉为准的，死守成规；智者得以饰非拒谏，亦转相坿和，恐从此读书种子绝矣。 当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些功勋名臣，在学术上提倡宋代理学，在文学上提倡桐城派的文风。对此赵之谦也是明确反对的，在信中有这样的言辞： 台州人，虽勤学而见解多陋。此宋人讲学地，其毒深入人心，故盗贼几多而所作皆可笑。儒亦同之（第一册第五通）。 近年又有勋臣倡立理学，改赤城书院为正学……如讲格物诸家皆非，独朱氏为精确之类，以为表率（第二册第三通）。 桐城一派，所以鄙陋如斯者，坐不读书。且其师法全在“避实击虚”四字，则不能不为心学，否则处处隔碍，其所为心学，又不过借作门面，以为抵当众口地步，并不能深用功。此派盛行天下，遂多陋儒；陋儒多，天下遂多名士（第一册第二通）。 当然，喜金石善篆刻的赵之谦在信中也曾考量了“蠡”“鞠”等字的本义，但却不能以此说明他偏重古文经学，因为他说自己“余学无所得，而徒求文字，羊质虎皮，不值一噱（第一册第二通）”。与那些考据文字，崇尚古籍文献的古文学派不同，赵之谦特别注重学问的实用。比如，当得知通信对象胡培系将为地理之学，他就特别提醒： 顾亭林诸公，其于地理，实实须足迹所到，指画口讲，故可贵重。若足不出户，而日取古人图籍求剑索骥，亦何足用（第三册第五通）。 在这通信中，他还举了明初守卫绍兴城和当时守卫绍兴城的不同地理形势，来表明因时而变的治学态度。 当然，尽管赵之谦的学术思想倾向于今文经学，但他也并非是囿于门户，党同伐异的固陋之士。同样还是在这批信札中，可以看到他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态度，摈弃了门派之见。 窃谓汉、宋二家，其原则一而流则殊。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周、程诸子何尝不多读书，流极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子虚乌有之性命（第三册第三通）。 未见《说文》部首，便骂宋人不识字，一肚皮八比本领，便推大作家，东西南北，所在多有。平心而论，向者姚鼐、方东树一流，其出不为无因，未必丧心病狂至此极也（第二册第八通）。 此外从第一册第二通信中还可看出，赵之谦所反对的并非是宋代学者的主张，而是后来所谓的继承宋学者的流弊： 总以笃信程朱四字为圣贤招牌，沿街叫卖。实不料宋儒造何冤孽，竟为若辈趋奉卖弄出多少丑态。 在清代的乾嘉时期，学者江藩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十卷，对当时所见的学者及其学术主张进行总结、表彰与评价。正是基于以上信札中所表露出来的学术思想，赵之谦试图编纂一本《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目前存残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以期弘扬他所主张的学术正脉： 幸有后死者，此记不可不续，续则求兄助我，并多助我。此事关系二千余年气脉，不可不急（第一册第二通）。 因此，这批信札大量的内容，为搜求书籍、探问耆旧，以为编书做准备，耗费了赵之谦大量的精力。 除此之外，赵之谦也在努力寻找机会，希望有机会主理地方政务，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比如他曾入京考进士不第，但却并未马上离京，而是希望得到拣发任官的机会： 现拟少留为拣发计，闻人言，此事全恃钻营，又际其难。姑以气数冀之，倘值兵荒省分（份），则人弃我取，亦无不可（第二册第七通）。 赵之谦欲任县令，胡培系担心他会像乾隆年间的武亿——嗜好金石学术，任县令时将儒家经术用于现实治理，却因触怒权贵而革职。对此，赵之谦回应说： 前兄谓弟作县令，又是一武虚谷（武亿字虚谷——作者注），弟不谓然，以近年颇能受委曲（第三册第十三通）。 即使狂傲如赵之谦，如果能有主政一县的机会，他也愿意受“委曲”。关于赵之谦的狂傲不恭，《清稗类钞》中曾有记载，可窥一斑：他某年客居黄岩县署，见当地书院试卷文中，有一人将繁体的“奮”字下面的田写作臼，屡戒不改，便在卷端写了一首诗讽刺：“奮到黄岩亦怪哉，将田换个臼拿回。岂从佃父收租后，或是工人舂米来。送舅须防男变脸，养兒防是鬼成胎。畜生下体虽无恙，日久终须要凿开。” 周予同先生曾认为，今文学派的流弊是狂妄，这在赵之谦的信札中同样有所体现。在赵之谦50岁以后，他的言辞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官场传派近年愈奇，大约狗之一物，尚不足以讨好，非龟不可。又不可以穷龟，穷则虽龟亦不中用也（第四册第十七通）。 通过《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带来的信息，赵之谦的所爱所憎，所轻所重，更全面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从这些信札中，或许可以得到赵之谦“欲以其治经之学，通于治印”的结论（黄宾虹跋《吴让之印存》），以论证他敢于打破浙派积习，兼收并蓄两家之长的艺术实践。不过，这些信札所反映的赵之谦，或许更接近那个“盛夏辄裸衣坐海王村书画肆，挥扇纵谈”的狂士形象，他活生生地立于人们眼前。 （作者：殷燕召，系光明日报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