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文学与“世界文学” 那么，文学何为？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这一方面源于文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却是因为文学从“无用”到“有用”再到“无用”循环往复，恰好经历了不少轮回。 首先，在我们古人那里，文史不分家，因此文的涵盖面极广。其次，即使狭义的文学，它至少和政治、经济等现代名词一样，是偏正结构，即文与学的叠加。虽然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摹拟，是反映，是表现，是再现；“熏、浸、刺、提”，“陶、熔、诱、掖”，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但它终究是“无用之用”，不能吃，不能穿，就像庄周眼里、老汉门前的那棵歪脖子树。同时，文学又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为了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不妨套用一句业内老话，谓文学是创作和批评构成的双桅船，抑或创作与批评犹如鸟之两翼、人之两腿。举个例子，如果没有批评和广义的研究，《诗经》既不会产生，也难以流传。从孔子编《诗》到《毛诗正义》再到今天多如牛毛的“诗学”，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可称之为最高层次的心路历程。再举个例子，没有众多评点者、注疏者、赓续者、传抄者及“维新派”、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人的钩沉、研究与推崇，没准《红楼梦》这样的杰作早已被埋入历史的尘埃或跌入永远的忘川了；反之，封建道统的“诲淫诲盗”之说也不失为是一种批评。它们与《诗经》、《红楼梦》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天空。我们完全不能设想，没有《诗经》、没有李白与杜甫、没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与《西游记》、没有鲁郭茅巴老曹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个中国。但光阴荏苒，时移世易，以消遣为取向的大众消费文化迅速崛起。精神的天空忽然飘满了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以现代美国为例，其文化本质上服从于跨国资本主义政治，其背后则是资产者（资本支配者）的经济利益。这一政治发扬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并逐渐形成了两大新的基点：一是现代化，二是大众消费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不消说，除了上述三精神，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四大“合理性”上：一是自由经济的“合理性”，它以每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前提，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调动和利用有效资源以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满足人的需求；二是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它确保社会公平与公正，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民众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权利；三是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它维护人的尊严、人的本质诉求；四是多元文化的“合理性”，它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从而保证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多元的精神诉求。当然，这些相对空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理念必须依附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于是，“现代化”成了资本主义在特定时期的首要追求和现实承诺。它一方面以刺激需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结伴而生的大众消费欲求反过来刺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循环从现代化初级阶段以满足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逐步发展至如今以制造和刺激消费、激活和培养欲望为目的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因此，现代化和大众消费文化二而一，一而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的所谓“民众资本主义”便是这二化的高度体现。 总之，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见证了奈斯比特、托夫勒们所说的“第二次浪潮”，却并没有就此歇脚，而是以新的面目走向了所谓的“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导致文学及狭义文化与商业的界限彻底模糊。然而，曾几何时，文学（创作）及广义的文学研究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的标志。孔子固然倡导学以致用，却为我们编纂或修订了吃不得、穿不了的五经和《春秋》，可谓功莫大焉。同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文学作品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列宁干脆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和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自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的立场上重新审视文学，梳理其经典，开展研究和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同样，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需要伟大的传统，否则我们将失去地气、丧失底气，成为文化侏儒。这就是所谓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换言之，洞识和研究人心不能停留在切身体验和抽象理念上，何况时运交移，更何况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之一，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也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世界上各民族无数作家辛苦创作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 再换言之，文学为我们接近和了解世界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画面与现实情境。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和世道的最佳途径。这就是说，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然而，人类文明的演进犹如时尚的呈现，虽系人为，却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甚至是强制性的。换言之，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全球化只关涉经济领域。试问，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能与经济基础相割裂吗？事实上，跨国资本正急剧地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主性、凝聚力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面临威胁，而所谓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声色）正在使许多传统乃至语言化为乌有。但是，跨国资本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必然要求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及情感诉求已经并正在构成着矛盾。无论是自易还是被易，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不相应的上层建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介入国际化、全球化狂欢时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价。中东和拉美便是其中的两个个案。前者不必说，后者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引入新自由主义以来，很快便失去了全面的平衡。拿墨西哥为例，这个20世纪40至80年代初高速发展的欢乐、好客的国家在引入新自由主义观念之后顿时倾斜并面临坍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各种合理和非合理的欲望空前膨胀，贩毒、爆炸、暗杀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而且，这不仅止于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源自跨国资本（如商品流动及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移民等）引发的现实矛盾、伦理危机和精神错位。世界在空前的二律背反中不知所措。地球村变成了地雷村！ 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或许正是基于忧患意识或理想主义，近年来相继推出了《如何阅读文学》、《文学的发生》、《文化与上帝之死》等著述；他的本意显然是希望文学能够在这个“后信仰时代”承担起拯救灵魂的责任。他与其他学者们的这种努力能够如愿以偿吗？但无论如何，努力本身即希望之所在。况且，纵观人类文学经典，又有哪一部不是反时流的呢？ 作为结语，我们想说的是：“世界文学”又确乎存在。首先，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文学，无论是口传的，还是书写的。巴基斯坦有文学，津巴布韦有文学，越南、缅甸、巴巴多斯、卢旺达……所有国家理应皆有其文学，但问题是对这些国家的文学我们关注过多少呢？其次，像《世界文学》（其前身为鲁迅所创办的《译文》）杂志这样的刊物是“世界文学”的另一种存在，她固不能涵盖整个世界的文学，但却在尽最大努力体现各民族文学的某种共生现象。再次便是欧美中心主义观念主导的所谓“世界文学”；在他们这个“世界文学谱系”中，作为中国最伟大文学杰作之一的《红楼梦》尚非经典，更遑论巴基斯坦文学、津巴布韦文学或巴巴多斯文学！令人匪夷所思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对我国青少年的一次抽样调查中，《红楼梦》赫然位列“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之首。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市场已然形成，资本对文学的主导地位也早已露出端倪。村上春树、阿特伍德、波拉尼奥、赛阿维达以及丹布朗们（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等东西方时尚作家的国际化、“全球化”取向和市场份额有目共睹。因此，村上战胜大江、阿特伍德战胜门罗、郭敬明战胜莫言在市场的天平上毫无悬念。这是另一个话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