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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众文化 与上述话题密切关联的是“大众文化”。西方知识界对于“消费文化”或“大众文化”的讨论由来已久。二者涵义有别，但常被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大众成为文化的主要消费者是晚近之事，它不仅与资本结伴而生，同时又反过来推动资本的扩张。 最早提出“大众文化”概念的是西班牙学者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他在《艺术的去人性化》（1925）一书中写道：“19世纪的艺术创作太不纯粹。他们将纯艺术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盖因他们的作品几乎完全建立在人类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个世纪的所有艺术均可谓现实主义作品，程度不同而已。贝多芬和瓦格纳是现实主义者。夏多布里昂和左拉也是现实主义者。在今天看来，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差别不大，因为它们都有现实主义的根基”。在奥尔特加眼里，现实主义“作品算不得艺术品。它们无须鉴赏水平，因为他们只是现实的影子，没有虚构，只有镜像：即它们远离艺术。这些作品只在表现人性，并让观众与之同悲同喜、产生感情共鸣。这样一来，19世纪的艺术之所以如此受大众欢迎也就可以理解了：它就是为大众而生，是大众艺术。但是，它们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只是对生活的攫取或提炼。请记住，每当有两种不同的艺术类型同时存在时，总有一种适合小众，另一种适合大众，而后者大抵是现实主义艺术”。[4]在稍后发表的《大众的反叛》（1929）中，奥尔特加提出了“大众社会”的概念，并对“大众社会”及其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20世纪欧洲出现了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就‘大众’一词的涵义而言，它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的没落”。[5]他并且指出，这一事实就是，如今到处人满为患：城镇居民众多，住宅没有空房，旅店住满客人，列车拥挤不堪，餐馆咖吧顾客云集，公园里也到处是人，名医诊所则排起了长队，剧院座无虚席，海滩上人头攒动。[6]他由此提出了两个惊人的观点:一是反对将大众简单地理解为劳动阶级，认为在所有阶级和阶层中都存在着小众与群体的对立统一。说穿了，他的所谓小众就是精英，而大众则是少数精英之外的芸芸众生。用奥尔特加自己的话说，精英是那些能够并且随时对自己提出要求、赋予自己以责任和使命的人，而大众则是那些随波逐流、游移盲从的群体。二是批判大众文化，他认为“大众文化”或“大众社会”的形成与“现代化”有关，甚至是“现代化”的结果：首先，“现代化”使欧洲人口急剧增长。从公元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人口总数从未超过1.8亿；然而从1800年到第一次大战前的1914年，欧洲人口急剧增长，并迅速超过了4.6亿。而且，绝大多数人向城市汇集，于是不论好坏，当前的欧洲公共生活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即大众已全面获取社会权力。他甚至因此认为欧洲正在或必将变成一个国家。其次，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文化是集体暴力，大众民主也即大众暴政：“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的、优秀事物和精英文化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7]由此，他惊耸地认为，世界正在目睹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如果他们继续主宰西方社会，那么不出三十年，欧洲将会退化三百年！盖因大众民主说穿了就是一种没有限度的“超民主”。他还说，“过去，人们在充分享受自由的同时，对法制约束充满敬畏，而民主制度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充当调节，个人在遵守这些原则的同时，也必须对自己严加约束。……民主和法律——在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是同义词。”这就是说自由与平等、民主和法制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然而，在大众社会，民主正在超越法制：“大众恣意妄为，无视法律，直接采取行动，以绝对公约数凌驾于整个社会”。[8] 奥尔特加的观点既偏颇又偏激。首先，造成大众文化现象的并非大众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其次，奥尔特加在否定阶级理论的同时，无视普罗大众的被动和弱势地位。而资产者和少数精英恰恰是由普罗大众用汗水和剩余价值养活的极少数人。从这个角度看，奥尔特加所谓的“时代危机”，其罪魁祸首先应该是资本和资本家。 当然，这种精英意识并非奥尔特加首创，更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奥尔特加之前有卡莱尔的英雄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帕累托和莫斯卡的精英理论、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总之，带有贵族倾向和天主教背景的思想家一路走来，并不断开枝散叶。 问题是，那些曾经的反市场的文化产品，姑且不论其属性（我们一直质疑奥尔特加关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简单区分），如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意识流文学，最终也在资本的包装和驱动下走向了市场，这甚至可以说是违背创作者初衷的。 这就很让人怀疑过去是否充分享受自由并对法律充满敬畏。但是，奥尔特加的两部作品引申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现代主义是属于小众的精英文艺，二是大众文艺或文化是一种“伪民主”。这些观点显然非常有悖于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也有悖于当时极大多数西方左翼或右翼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和民主理念。这种精英思想正是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保持“独立”，即既不赞同左翼阵营，也不赞同长枪党人的主要原因。 而大众文化或大众社会也是英国大作家奥威尔从反面提出的问题。众所周知，奥威尔以反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他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斯大林主义。同时，他既不相信少数左翼知识分子的民主诉求，认为那只不过是“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伪逻辑；又不相信大众（公众），即大多数“普通人”的觉悟，并且坚信自由、民主的最大敌人莫非公众：“他们不支持迫害异端，但他们也不会为异端辩护。他们神志正常，又极其愚蠢”[9] 凡此种种，堪称西方反“大众文化”思想的发轫，它既不同于传统或一般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也迥异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而这种基于“现代社会”认知的非驴非马理论，正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国成为现实。这也是贝尔何以如此重视“大众社会”或“大众文化”理论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