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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壮麟先生关于语言学学科建设的发言

http://www.newdu.com 2018-05-16 今日语言学 胡壮麟 参加讨论

    编者按:北京语言大学于2018年5月12日召开了"双一流"背景下的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暨2018年语言学学科建设推进会,主题是通过推进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会上,与会学者纷纷建言献策,认真分析了把语言学学科建设成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大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语言学是一个通过本体研究汇聚众多交叉、新兴分支学科的学科群,是国家需求迫切、交叉特征鲜明、创新空间宽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学科群。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明显属于或包含语言学的“一流学科”名目中就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语言学、现代语言学”4个,涉及11所大学的17个学科。但目前的中国语言学被语种分割为不同的碎片,连上述“一流学科”的四个名称,都有缺乏内部逻辑之感。总体上看,中国语言学学科体系还不够健全,地位亟待提升。因此,本刊将陆续发表本次会议部分学者的发言,展示语言学专家们迫切的呼吁和心声。
    今天我们发表的是北京大学教授胡壮麟先生在小组讨论和专家点评环节的发言。
    小组发言环节
    这个会议很重要,上次我也参加了。我长期从事与外语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因此本次发言我就从这一角度出发谈谈我的看法。高等院校外语专业设置之初主要向苏联学习,因此1952年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以语言为主。后来北京大学向教育部提议,教育部同意综合大学可招收以文学为方向的本科生,这样,外国语言文学就有了语言和文学两个方向。语言方向主要包括听说读写,这种状况维持了好几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仍旧是这两个方向。高校复课一两年之后开始培养研究生,课程设置问题让我的老师李赋宁先生整天为之烦恼。因为文学方向的课,从十五、六世纪到二十世纪文学课程许多老师都可以开设。听说读写作为主要教学板块在中专或大专的外国语学校可以接受。作为高等学校,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档次太低,因此他们非常苦恼。更专业化的涉及语言理论的课程许多老师不肯教,不会教,也不敢教。就在那时,我们中青年教员有幸由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也有机会学习语言学相关课程。回国后,许多课程的开课任务落到了我们头上。鉴于国内的实际情况,我们也不敢把语言学抬得过高,只能尽可能地结合文学和语言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领域,开设课程,例如:文体学、语篇语言学、报刊选读、教学法等。为了加强储备师资培养,我们给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一些有关语言的专业性更强的课程,应该说我们当时解决了中国高校外语教学发展的一个大问题。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老先生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做过两届系主任,任期为八年。1996年我退休之后,听到一些话,说北大的英语系的文学被我压了八年。这话不对,因为我也很重视文学,这也是北京大学的传统之一,我怎么能把传统丢掉?这是我遇上的一个问题。
    在学科建设的时刻,我听到有些观点认为一级学科都是文学,很少考虑语言学的问题。但是我遇到的情况却与之不同,我曾经担任教育部外语教育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副组长。北大有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同事跟我发牢骚,说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都是搞语言和语言学的老师参加,很少有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我觉得对于这对矛盾,领导应该通盘考虑,自下而上无法解决。一种以文学为主,一种以语言学为主,有一点很明确,我发现,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关心语言和语言学教学,也不想参与这方面的活动。例如:1979年我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当时要成立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我被告知回国后参加会议。从澳大利亚回来后,依旧没有消息。又过了几个月,会议已经开过了,后来我了解当时我的职称为讲师,不够资格,参会职称要求为最低副教授。临时决定由从事文学研究的一位副教授去参加英语教学研究会了,让他担任常务理事。不料,后来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召开会议,他不去参加,不感兴趣,因此当时具体负责北京这方面工作的北外丁往道教授每次让我去参加讨论。最后,英语教学研究会和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感到不好意思,都把我补选为理事或委员。这说明从事文学研究的老师对语言教学和语言学的教学研究不感兴趣。92、93年会议召开期间,考虑到我即将退休而且出国进修,我让准备接替我系主任的学文学的老师去参会。结果第二天会议正在进行中,他就从天津溜回来了,许国璋先生为之无比气愤。本次会议本来安排他接任副会长,意义重大,结果他中途退场了。这说明从事文学研究的看不起语言教学和语言学研究。我退休后,教育部的几次重大活动,邀请参会嘉宾,北大甚至公开宣称我们的专长就是文学,都不愿意参加活动。最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直属的语言学研究所,这样英语系更完全是文学了。在语言所招收研究生时,无法招收北大英语系本科的学生,都是从外校招的学生。即使北大英语系本科生招生原定招生45人,有一年只能招到20多人。学生不愿意报考文学方向。因为用人单位不需要太多搞文学的,毕业后找工作有困难。后来英语系招生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享受保送生待遇来解决。这是北大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的问题。
    讨论一级学科建设确实很重要。语言文学专业可以有两个一级学科,一个文学,一个语言学,否则学科很难发展起来。不久前一家报社召开了一次会议。同样是讨论“一带一路”,与会者强调“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他们不讨论语言,讨论中国的古文化。事实上,没有语言交流就没法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语言交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要懂得对方的语言,如何学好外国语,因此北大的东语系的各个专业发展比较快。相比之下几个传统的外语系或专业,例如俄语系、西语系、英语系等,他们的思维方法比较传统。不管怎样,这些问题需要解决。那么回过头来,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国外语言,同时我们也要让汉语走出去。从汉语走出去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承认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例如:大家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几个外国人汉语讲得比我还好,我讲的是上海地域普通话,他们讲的是地道的普通话。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外国人学习汉语只是做到会讲。在参加国际会议期间,我在悉尼大学的导师也学过汉语。假如让他用全程用汉语做报告,就不大行。至于用汉语写作、写论文,肯定问题更大。反之,中国外语教学水平很高,我们的专家学者参加国际会议时,就用英语、法语来写作、来做报告。这说明我们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一不需要语言学的支撑。中国的教学法过去强调背诵,这缺乏语言学和科学的依据。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学科来推动教学。
    刚才天津外国语大学的王老师也提到许多交叉学科的研究都依赖语言学与之合作。在此,我想列举其他例子加以说明,过去我们使用计算机受到较多限制,由于其操作语言为英语。后来我们发现,上述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文学,不能依靠传统方法,也不能完全依靠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而是需要依靠语言学多种理论,如功能语言学、汉语拼音等。有人调查发现,中文输入比英文输入速度快,汉语一字四音,英语一词可以十几音,其录入速度必然缓慢。同样是一本书,同一本英文小说就比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厚。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机器翻译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机器翻译的进步,例如:英文看不懂的时候,用手机一按,就能把主要意思翻译出来。我觉得这也值得我们重视。它与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有关。
    专家点评环节的发言
    我想补充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语言的重要性。中国语言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过去谈到中国文化就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实际上,中国文化离不开文字。世界上有四大文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源就在于汉字。语言生活实际中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语言的重要性,在此我不再赘述。
    第二、从国家发展需要来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语言学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就业问题也是有些先生担心顾虑之一,我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语言学强调逻辑思维,而不是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主要靠培养。我接触过不少工作单位的领导,他们更强调工作人员的逻辑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语言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有助于解决诸多现实问题。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研究学会的设立(例如:功能语言学研究会、文体学研究会、语篇分析研究会、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等)由民政部主管。他们不接受我们的申请,要求寻找挂靠单位。我想选择中国语言学会,然后被告知中国语言学会只研究汉语,不研究其他语言,结果许多学会的设立无从解决。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我们总是矮人一等。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局面需要改变。
    第四、翻译学科的问题也需要向领导解释、强调。过去我们谈到语言文学专业,它包括语言方向和文学方向。实际上它还应该至少包含翻译方向,而翻译恰恰需要比较语言学的支持。许多翻译策略和技巧涉及词汇学、句法学、语用学、语篇语言学、语境语言学等语言学理论。当前火热的机器翻译更需要语言学的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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