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波特在陶渊明墓前读《归田园居》，在醉石上吟诵《饮酒》，用美酒及东坡和陶诗向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表达衷心的谢意
    
    比尔·波特笑意盈盈地给记者打开酒店房间，眼前的他留着雪白的胡子，微胖的肚子，一脸慈爱像个圣诞老人，远没有印象中的禅者那副仙风道骨、朗然独照。
    1989年，比尔·波特和朋友踏上了寻访终南山隐士之路，那时他万万没想到，之后以此经历出版的《空谷幽兰》会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不但让他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在中国有众多拥趸，更使中国人对终南山趋之若鹜。
    从《空谷幽兰》开始，说得一口中文的比尔·波特探访中国传统文化至今已有三十年，还著有《禅的行囊》《寻人不遇》，出版了佛学书籍《心经解读》和《六祖坛经解读》等，并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及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的诗作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自言现在很幸福的他，唯有在说起自己已经75岁，“开始有些老了”时，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丝伤感，也因此，现在的每次寻访于他都需珍惜。
    近日，比尔·波特的新书《一念桃花源》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结束了江西禅宗之旅的比尔·波特来到北京，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三十年来，比尔·波特做着甚至被家人都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不赚钱的事情，可是他却并不寂寞，安然于自己的“另类”，享受在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的身份，因为在他所神往的时空中，有陶渊明、苏轼等知己的陪伴，他也会在寻访这些古人时，在他们的墓前倒一杯酒，“这是我的仪式，我要当面敬我的这些知己。”
    以前的探险很“刺激”
    现在的寻访太舒适
    在新书《一念桃花源》中，比尔·波特踏着陶渊明与苏东坡的足迹，经扬州一路向南至惠州、雷州，直到天涯海角的儋州、琼州，再回溯到陶渊明的故里庐山。陶渊明、苏东坡、王安石等人遗留至今的遗迹、当时当地的处境、心态以及随之而生的诗歌、理想，在波特优美流畅、清晰明了的文字中自然浮现。
    陶渊明是比尔·波特最喜欢的诗人，1975年的一天，比尔偶然在台北一家书店看到一本线装《陶渊明诗》，读后就被迷住了：“我在台湾生活了二十年，其中十四年是在如今划为阳明山国家公园里的竹子湖农村度过的。我虽然没有耕作或酿酒，但觉得陶渊明好像就住在隔壁，却不知道他缺米少酒的时候为什么不来敲我的门。”
    比尔曾三次去庐山脚下的陶渊明故里，也欲向陶渊明墓敬酒，“我想当面感谢他成了我欣赏中国诗的启蒙老师”，但由于一些原因，这个心愿一直没实现。《陶渊明诗》却伴随比尔四十多年，“我常在下午喝茶或晚上喝威士忌时打开读几段。”
    2015年底，朋友李昕知道比尔喜爱陶渊明，送给他一套石版线装书，这是清嘉庆年间温汝能纂订的《和陶合笺》及《陶诗汇评》的宣统二年再版。《陶诗汇评》是一部陶渊明诗集，而《和陶合笺》是苏东坡为每一首陶诗写的和诗，这两本书让陶渊明和苏轼一起走进了比尔的心。
    在比尔·波特看来，虽然陶渊明和苏东坡是两个朝代的人，但两人却像俞伯牙和钟子期，他们两人穿越时空的对话，是多么神奇和动人的灵魂撞击。于是他和李昕开始查阅资料，与当地人联络，就这样做了将近一年的准备，“研究的时间花了很长，真正的寻访只有一个多星期，我以前在中国没有去过南部，这是第一次去广州、海南岛，而且，以前都是去一个地方寻访一个诗人，这次却是跟着陶渊明和苏轼两人，我想在陶渊明墓前敬酒感谢他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遥想三十年前刚来中国，比尔·波特笑说那时困难重重，作为外国人，他经常不能买火车票，只能买张站台票上车，然后再去补票，很多宾馆也不允许外国人入住，吃、住、行很苦：“我住宾馆时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热水’？服务员回答我说‘八点，只供应一个小时’。所以我那时最向往的就是可以跋涉归来洗个热水澡，现在来中国已经非常方便，舒服安逸，这次去寻访陶渊明的旅行就如此。”
    说及此，比尔·波特有些遗憾，“我是个作者，旅游的时候有困难比较好，太顺利没意思，以前很辛苦，可是很刺激，每天都会发生有意思的事，可写的事情很多，写作很容易，现在就太顺利了。”
    虽然种种便捷令比尔·波特的旅途少了很多传奇色彩，但是，比尔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安慰更为适合现在的他：“我现在开始老了，75岁了，力气没有以前好，以前做的事，如果现在这个年龄做，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很不好意思
    打扰了终南山的清净
    当年，比尔·波特在中国的成名作《空谷幽兰》打开了终南山当代隐士的大门，而现在，终南山曾经的寂静山谷已经变得喧嚣了不少，说及此，比尔·波特说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想他们会偷偷骂我，我知道我打扰到了他们。”
    空谷幽兰，常用来比喻品行高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个独特的群体中就汇聚了许多这样的高洁之士，而今这些人是否还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上？这是一直在困扰着比尔的问题，并促成了他的探访。比尔说他80年代末的探访其实是“秘密行动”，因为如果官方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一定会拦阻，“那时不可以，但是现在去就随便了。”
    第一次去终南山时，比尔说那里有200个隐士，他采访了30个，而几年前再去，已经有600个了。而且，以前的隐士都受教育程度低，现在有很多大学毕业的，甚至有教授，以前的隐士都几乎一贫如洗，现在则有了富有一些的隐士，他们有钱，可以盖好点的茅棚，“我当年去时，他们很欢迎我，可是这本书出版了后，那里不再宁静了，除了探访隐士的，周末还有爬山的，所以现在很多隐士，都会在门前放个牌子，写着‘修行人不要打扰’，以前他们是不写的，很欢迎人来，但现在不愿意，我伤害了他们。”
    在比尔看来，很少有一个隐士会在山里呆一辈子，大多都是三五年便会“入世”，他把这些隐士比喻为修行的博士班，修行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情，禅，更多的是一种实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到山里去修行，要做好准备且具备条件，不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要去读博士班，有人毕业了，还要再深造修行，就进山做隐士再学三五年，觉得够了，就下山了，大部分人如此，只有5%的人会一直留在山上。”
    在比尔看来，所谓修行，最为重要的是修“心”：“虽然我们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在社会上我们有自己的缘分或是因果，但我们还是在某些方面有自由的选择。你要配合你自己心里所想的方向。”
    也因此，他认为老子《道德经》里的“道”，就是月亮刚开始露出的一点点光线，所以老子的“道”就是要修行。“生活不是满月，大家都喜欢‘阳’，可是你应该修行‘阴’，你要修行的是黑暗，要修行软弱，才会变强。社会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可是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老子叫我们修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修行那个‘黑’”。
    觉得自己前世是中国人
    因为妻子而没有出家
    比尔·波特与中国的缘分很奇妙，也因此他才会说自己的前世很像是中国人，因为刚接触中国文化时，他发现读文言文容易，“我不喜欢白话文，喜欢读文言文，看佛经时会有一种感觉，以前我看过这些，只是后来忘了，就像你看到一个人，虽然你忘了他的名字，但是你认识他。”
    在美国服完兵役后，比尔去加州大学读人类学，“我读人类学，不是对人有兴趣，我对人其实没有兴趣，而是对‘我’有兴趣，我想通过读人类学，读非洲人、南美人、全世界人，确定我要怎么活。后来我发现，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有各自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修行。”
    1970年，波特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有一天，他在纽约遇见了来自中国无锡的法师寿冶，并开始跟法师学习打坐。他觉得修行比上学好，于是就放弃继续念博士的机会，带着仅有的两百多美元去了台湾，开始了佛光山的寺院生活。“我最初去台湾是为学佛教，后来又发现了儒家和道教的文化，我觉得除了跟书里学，还要跟中国的老百姓学，中国人身上都有孔子、老子的思想，我在台湾住了20年，和老百姓学了很多。”
    在佛光山呆了一段时间后，比尔觉得自己中文改进不大，就去大学学语言，可是后来又不喜欢上学，就到另外一个寺庙挂单，每日天亮前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方丈对我那么好，可是他不算是我师傅，释迦牟尼是我师傅，老子、苏东坡、陶渊明也是，我的师傅很多。”
    看他那么虔心地在寺庙呆了几年，住持悟明禅师说他该出家了，而比尔却走了，原来，他已经有了女朋友，在寺庙时每个周末会下山，和女朋友在明星咖啡馆见面，“那是蒋经国太太开的咖啡馆，所有台湾诗人艺术家都喜欢去。”
    离开寺庙，比尔搬到了农村，一开始，女朋友的父母并不同意两人的婚事，慢慢地觉得比尔是个好人也就点头了，“我原来吃素，但是岳母说一定要吃肉，每次去时她都会特别给我做，算了，我不要她生气，就吃肉了。”
    结婚这么多年，比尔说两人已经习惯了“距离”，因为妻子是独生女，要照顾父母，所以以前两人只有周末才在一起，后来比尔带着孩子回美国读书，妻子留在台湾照顾老人，一年回美国两次，岳父母去世后，妻子也不是整年呆在美国，“她冬天会回台湾，那里有她的朋友，还有个公寓，在美国时她喜欢种花种菜，所以我太太不在美国时，我就自己做饭，我的饭，太太不敢吃 ，说太难吃，可是我自己可以吃。”
    非常感谢中国读者
    让我的生活不那么辛苦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要读书，比尔说他不会回美国，“其实我不愿意离开台湾，现在我在美国已经25年，习惯了，可是会觉得可惜，我在美国，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外国人，觉得回美国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对孩子而言有意义，他们读书，有他们的朋友，会说中文和英文，生活得很好，两个孩子没来过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机会，他们有时会回台湾，但是还没有缘分来中国大陆，我想他们早晚会来。”
    每天早上六七点，比尔·波特起床，打坐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喝功夫茶，八点到十二点是工作时间，“我住在海边的乡村，下坡到海边，是3公里的路程，会走45分钟，到家后洗澡、睡午觉，一点半起床吃中饭，下午喝乌龙茶，再工作，之后有时陪妻子去超市，做晚饭，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如果没有棒球比赛，我会在晚上9点睡觉。现在的很多电视节目我都不喜欢看，经常播一些吓人的，我最喜欢看卡通节目。”
    笔耕不辍的比尔目前已经出版了20本书，可这是个孤独的过程，他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没看过，“没兴趣，我的太太以前也不看，后来看了我的中文书，他们不知道我在忙什么，因为也不赚钱啊，孩子们觉得我翻译古代诗歌是浪费时间，他们三十几岁，可是还是小孩子。”
    虽然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但是这对比尔的作品来说影响并不大，“这些书不会卖太多，喜欢的很喜欢，但是这样的人不多， 美国人对中国有兴趣是要做生意，他们要看的是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方面的作品，如果仅仅靠我的英文版本，我并不能糊口，我出版了20本书，一年的薪水却没有超过一万五千美元，一本书一年挣800美元，还好我有中国读者，我非常谢谢他们，没有他们，我会比较辛苦。”
    比尔对赚钱没有太多欲望，他说自己的钱已经足够了，现在的他很幸福：“我不需要很多钱，而且我有房子，有花园，有车，虽然是15年前的车，但是我什么都有，孩子需要钱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我很幸福。修行人不可以不修行，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我的生活态度是这样的。”
    比尔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游离，使得他成为了一个漂泊而另类的“外国人”，在台湾他是外国人，在美国也如是，“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独处，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只有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其实我喜欢被当做外国人，我的知音是陶渊明、苏轼，我去看他们，在他们的墓前倒酒谢谢他们，他们喝不完我就喝完，我要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成为我的知己，很遗憾他们从没有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但是我翻译他们的诗，就是在认识他们的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诗句都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我喜欢翻译古代诗歌，感谢他们给我翻译了解他们的机会。”
    有时，比尔·波特在翻译时遇到了阻碍，他就会在打坐时把这些字放在眼前，“只是看，什么也不想，然后突然就会明白了，所以，我打坐时会把纸和笔放在旁边。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语言的翻译，而是‘心’。我就是找到了那些诗人创作这些诗的‘心’，然后用英语表达了出来。就像跳舞一样，我随着他们的节奏跳舞，随着他们的表情在跳舞。我觉得翻译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方法，修行到没有文化、没有语言的境界。”
    《一念桃花源》后，比尔说他尚无下一步具体打算，但是他喜欢旅行，因为旅行给他故事。“书里面当然也有故事，但那是别人的，旅行给了我自己的故事，也让书里的故事活了起来。”所以，他会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自己的寻访，不过他已经无需再寻找桃花源，因为桃花源就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在他看来，禅就是把生活简化，给人生做减法，“我过一种自己选择的生活，但我不会怂恿别人去过我的生活。我这一辈子碰到过很多岔路，一边是走我喜欢的路，另外一边是走赚钱的路，我一直都选择自己喜欢的，所以，我成为现在这样的人。”文/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波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