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媒体时代的困境可以说是来自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新媒体的垄断，另一方面是旧媒体系统的固化。 在后媒体时代，最普遍、处于垄断地位的媒体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是一种综合性媒体，是媒体的黑洞,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吸掉了，所以能够制伏所有的传统媒体，比如书和杂志。举个例子，过去的中学生虽然上课时“举头望老师，低头吃便当”，但还用剩下的时间看书；但是现在的中学生“举头望老师，低头看手机”了，下课也看手机，绝不看书。大学生也大同小异。地铁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书，只看手机，吃饭也看手机，甚至走路也看手机。 手机已变成人们生活的主要动力、甚至生活的全部。结果是，包含人性与文化传统的书远远地离开了我们的生活，由资本控制的手机填补了这个空白。手机里的东西主要是刺激人的神经，提供瞬间快感与效用的，也是被资本强制、走向资本的。所以越多使用手机，就越成为资本的奴隶，我们的阅读、生活和文学的空间就越小。在韩国这种现象比在中国更严重，更令人悲观，但这是两国都要克服的。 举另一个例子。韩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中文系，中文系的教授与中国文学发生联系的行为主要是写论文，其目的不是更加具体地、更有深度地了解中国文学或推广中国文学，让韩国的广大读者与作家从中国文学中获得韩国文学所缺乏的滋养，而是为了从国家或单位拿到一批学术基金。拿到钱之后，谁都不关心这些论文的下落，也不关心其效用。其实这种情况还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谁会看这些论文？他们写的大部分论文基本上只有四个读者，一个是作者自己，另外三个是审评人，而其他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文章。他们把这些文章做成一本论文集，摆放在自己的书架上，过一段时间后就把它们全部送到废纸工厂。这种情况意味着，有关中国文学的知识大部分都被关在大学的栅栏里，大学外面的广大群众一直没有具体了解中国文学的机会。这不仅是知识的浪费，而且是时间和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是因为文学缺乏能够接近广大群众的渠道，换句话来说，缺乏文学阅读大众化的实用性媒体。所有媒体的功能都被手机代替，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下，我们生活里文学占有的空间越来越小。 再举个比较正面性的例子。近几年韩国的两家出版社“文学村”与“银杏树”几乎同时创刊了全新类型的文学杂志，虽然其内容覆盖了严肃文学、大众文学、漫画、古典音乐、电影、旅游、饮食男女等有关日常生活的多元层次，但依然以纯文学为主。封面设计和装订也与现存的传统杂志全然不同，能够同时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审美取向。这种新媒体的创刊是针对智能手机一代的，对恢复他们的文学阅读习惯有很大贡献。 文学本身不能太大众化，也不该太大众化了，但是文学的传播方式应该大众化，让更多读者能够接触文学作品，通过文学使生活更加美丽而丰富。为此我们必须创造符合于新时代、后媒体时代的、更加大众化的新媒体，同时对固化的旧媒体运用系统进行合理改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