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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书写是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话题之一。作为时代的在场者，作家有责任记录时代、反映时代、思考时代，并将思考通过文学作品呈现给大众。然而，在时代书写上容易出现两种极端模式：一种是对时代极尽赞美，另一种则是用狠辣甚至尖酸的态度批判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两种模式中，前者会导致青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回避书写时代；而后者引发了包含作家、评论家以及读者等在内的广大社会群体关于“社会到底怎么了”的扼叹。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青年作家对于时代认知并不清晰。 部分青年作家对于时代书写存在偏见，认为时代书写即是崇高主义，是对思想的禁锢和个性的抹杀。实际上，这一认识忽略了时代与文化、时代与人的相互关系。 时代与文化具有辩证关系，文化又影响着人类的写作进程。文化本身是人类在不断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与非物质形态成果。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内外部更新也会推动时代的发展。因此，生活在时代文化下的人类群体必然会受到相应的文化制约。而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本身即是时代之产物。文学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呈现着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路历程和历史风貌。即使一部作品并未明确提示其所处年代，读者也将根据常识以及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物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得出正确的判断。可见，一个作家一旦进入书写，本身就会具有时代特征。虽然作者本身可能会拒绝“时代书写”的概念，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就是时代的产物。 近年来，文学界、评论界也注重倡导创作的宏大叙事。这一思想导向引导了一批青年作者在创作中追求书写民族史、家族史，但从作品上看，真正能够产生影响力的作品仍在少数。究其原因，同样也在于对“宏大叙事”这一概念的误解。 “宏大叙事”本义更多地是指结合当下社会现实，以一种宏观且理想的架构涉及人类社会可能发展的方向或者结局。由此可见，宏大叙事并非题材的宏大或者对象的宏大。但青年作家对于宏大叙事的理解常常就止步在“题材宏大”上。如此理解之下创作出的作品，通常只有一个宏大历史背景的空壳，作品本身却缺乏对历史演变的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又并非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就可获得，需要的是青年作家们有更多的领悟与哲学反思。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演变需要由人来体现。或许可以这么说，宏大叙事在实际操作上可以通过个人叙事的形式完成。余华小说《活着》以老人福贵的个人视角完成了对中国历史发展几十年的反思。小说通篇虽然没有如小说《白鹿原》般的史诗性追求，但是余华通过个人叙述，完成了一部个人史诗。同样的，老舍作品《四世同堂》也是通过小羊圈胡同作为古都沦亡的缩影,以其居住的十几户普通人家完成了当时整个国家的折射，完成了以祁家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及其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及心态，从而引发读者对于家与国的思考。可见，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并不冲突，并且需要个人叙事来完成。部分青年作家在进行宏大叙事时，往往只注重了宏大的题材，而忽略了以宏大题材之下的人间百态来完成他们的思考，甚至忽略了思考。 或许可以直接说，时代即人，人即时代。历史背景（也可说是历史文化）在一部作品中的真正作用在于它塑造了怎样的人，对人产生了何种影响，而这种影响或影响造成的现象能够反映出社会的何种发展进程。这些都需要青年作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具有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哲学思考。在操作上，也就更需要青年作者观照时代的幽微之处，需要通过深度挖掘人性来塑造“时代之人”。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在创作中实现这一点并不困难。对于青年作家而言，困难在于要在创作中葆有自我的独立性。这样，在面对文学创作的题材潮流时就能够避免因创作焦虑导致的跟风写作，从而避免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文学形象不符合时代性的怪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