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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的号召，其中，党、祖国、人民和英雄作为新时代精神和气质的重要组成元素，也引发了“青年作家如何书写时代”的思考。宋代理学家张载曾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一个人与所处时代产生联系的诸多可能性，我想，这对这个命题的解答同样有所启迪。 青年作家书写时代，首先要俯瞰时代之貌。只有对所处时代有了全局性的认知，才能准确勾勒出这个时代的轮廓，而这必先有赖于建立起可靠的观察坐标系。我认为，至少有两种坐标系可供选取。第一种坐标系是横与纵的坐标系。所谓横与纵，即是通过与当下其他国别、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作比较，找准我们今天所处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位置，权衡利弊与得失。第二种坐标系，则是由政治辞令和文学词汇组成的坐标系。政治辞令中的新时代，是新的历史定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新的矛盾定性，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的主题定调，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新的前进定向，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及其“两步走”战略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个青年作家，应当自觉地书写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青年作家书写时代，其次要把握时代之变。作家范稳在小说《重庆之眼》开头写道：“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一部能准确反映时代变迁的证言书，它应该敢于直面社会的痛点，又乐于彰显进步的光芒，既不回避错误与过失，也不漠视辉煌与成就。 青年作家书写时代，再者要触摸时代之魂。什么才是一个时代永恒的灵魂？我认为是命运和人性——生命消逝了，犹有命运还留在原地；个体死亡了，人性依然被世代继承。当下有部分作家在对文本创作可能性进行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往往注重对题材的另辟蹊径和对技法的剑走偏锋，而忽视或淡化了文学作品应该承载着对命运和人性的终极关怀这一基本判断。作为一位古建筑爱好者，长期以来对古建筑的观察和研究，也对我的文学探索观有所启发。 一是古建筑更注重呈现本质。古建筑呈现的外观、色彩和结构是直观的、真实的，史书或文学作品上对古建筑或人、事本身面目的传递，却要经过文字媒介，加上间杂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都会有一定的偏差。二是古建筑更注重捍卫特质。在以坚固宜居为首要前提下，每个时期、地域的古建筑都有着所处时代或当地的特质，或者说，补间铺作数、阑额位置、有无普拍枋、举折程度等因素都是一座古建筑断代断地的可靠依据。反观当下写作，很多人要么没有特质，无法与其他人区别；要么为特质而特质，语言本身缺乏安全性能，不牢靠。三是古建筑更注重抵御变质。中国传统建筑从远古到近现代，虽有较多变迁，但放诸五千年时间进行观照，其幅度是“渐变”的。而文学的革命，尤其在当下，往往急于求成，不惜剑走偏锋，这种“突变”其实是一种冒险，不能在漫长岁月中承受考验。四是古建筑更注重坚守品质。佛光寺、南禅寺等唐代建筑虽为千年古建，但在建成伊始，在同期建筑中并不突出；直到上个世纪才正式进入中国建筑史。可见留名传芳的方法，有横空出世但昙花一现的天才型，也有大器晚成但历久弥新的坚守型，古建筑的流传显然属于后者。 因此，我认为，在熙来攘往的世俗生活中镂刻命运的浮雕，在喜怒哀乐的举止言语中收集人性的浪花，这样的写作，才是值得信赖的；围绕这种写作进行的探索，才是有效的。 青年作家书写时代，最后要引领时代之先。作家不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弱者，而应当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作家要引导时代，则必要有准确预测时代的能力。我曾在许多诗歌交流场合中，归纳了一个诗歌创作者与诗歌之间的三个阶段：一是明白什么是诗，二是研究诗是什么，三是发掘诗可以是什么。其实每位作家的作品亦然，最终可能都要走向“作品可以是什么”的发问。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应当只是文本意义上的伟大，也需要作家本人对人情社会的参与、体认和融入，是文品和人品互为观照的伟大。时下，不少人将“到人民中去”的创作号召，简单地理解为下乡、观光、采风，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一位作家到人民中去，是要去掉自己身上的“作家”标签，将自己还原为人民的一员。只有这样，他才能看清自己的本质，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困惑，找到自己的出路；他的作品才能达到与自己的和解并最终与时代和解。这时，一个作家才既不会带着自卑仰望时代，也不会带着误解低视时代，他和这个时代是亲如密友的关系；也正因这种关系，他能准确预知时代的气息、变幻和方向，他的作品才能永远走在时代之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