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当前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和巨大的困境，我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来谈谈破解之道。 我在一个记者世家出生长大：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记者，我的祖父甚至是他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重要记者之一。他前往世界各地，采访了当时数百名政治领袖，如英迪拉·甘地、萨尔瓦多·阿连德、铁托等，多位世界著名作家，包括聂鲁达、艾斯图里亚斯、亨利希·伯尔，还有欧仁·尤内斯库、阿瑟·米勒、亚马多、阿加莎·克里斯蒂、川端康成等，以及萨尔瓦多·达利等画家，亨利·摩尔等雕塑家，阿瑟·鲁宾斯坦等音乐家，莫里斯·贝雅尔等舞蹈家。他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第一批外国记者之一。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清楚地记得他从中国回来时给我买的各种礼物：小阳伞、水稻种植园工人的帽子、儿童插图和带有中国宫殿图案的手帕、 中国僧侣和美丽女子的玉雕……在他去世后，这些礼物依然收藏在我家的金色橱柜中，我们都视之为最珍贵的纪念品。这就是我做孩子时对中国的想象：一个僧侣，漂亮纤细的女孩，精致的小雕像，种植大米的人们，丝绸般的鲜花，树木和河流。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祖父当年的采访，我可以说他试图以最人性化的方式呈现他眼中那个时代的政治困境。 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媒体，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传统媒体——都有一颗济世救民、影响事态发展的心。 现在，媒体空间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称另一半人是骗子，媒体也看起来像在搞宣传，玩恶作剧，阴谋论盛行，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戏剧性的媒体战争时代。有些人退出媒体（无疑更加降低媒体从业者水平），其他一些人通过参与作出反应，创建他们自己的私人媒体，更严肃的就写博客，浮浪之辈则厕身社交媒体，玩得不亦乐乎…… 一开始人们并不容易发现媒体战争带来的混乱局面。后现代媒体开始出现，试图矫正和改造传统媒体，其方式就是允诺更多的言论自由，从而带来更多的真理。但事实证明这种局面可能又意味着相反：舆论被操纵了，没有带来更多的事实，仅仅只是带来一点doxa（希腊语，意为看法）意见而已，这种所谓的意见或看法，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看来，与废话无异，说了等于没说。 他的门徒柏拉图认为社会到了这一步，民主已经衰落了。 我的祖父不想把任何国家或个人理想化，他要做的是辩证地看待每一个不同观点，类似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才是找到寻求真相的惟一途径。在他的访谈中，除了描述采访对象带来的政治和公共后果之外，他还试图刻画这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畅销书作者，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他都试图呈现他们身上善良、热情、理想的东西。他成了那个时代“老派”记者的缩影，透过他的写作，你就可以了解同时代的人们试图改良社会的想法和意图：我的印象是，我们今天的媒体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新闻从业者。 后现代媒体产生了很多所谓的记者，他们写的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一己之私的东西，如此，就只能和博客与社交网络争个长短，看谁的吸睛能力更强。 通常，社交网络的反应会影响主要媒体，访谈中的问题以及社交媒体对某些主题的统计有时会成为新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