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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文学总根于爱。毋庸置疑，作为一名青年小说作者，我相信勇面现实的书写，即是对众生生存现状的关爱与观照。小说创作的目的无疑是对人情和人性的真实奥秘进行探索，依靠个人的生命经验和生存经验为支撑，但警惕或者说不要轻易去书写现实世界所闻或所见之事件，是尤为必要的。因为一旦我们仅仅看到或是听到某个故事性很强的事件，就轻易下笔书写，不能够通过现实事件本身看到事件背后人情与人性的一面，那么即使故事最终完满、好看，也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缺少深刻性与启迪性。譬如在一些作品中，作家在书写现实时，作品中是“无我”的，丝毫感觉不出作者真切的生活感受，以至小说最终表达出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真正关系。甚至我们时常还能够看到一些作家有“这个时代怎么了、怎么样”的总体性的武断论述。 李敬泽在谈到青年作家如何书写现实时曾说道：书写现实并不是愤世嫉俗。对作家而言，倘若对现实的书写想得不深入、不审慎，或是缺乏充分的自觉性，一旦这种总体性的论述变成一种消极情绪，那么写作最后通过文本所传达出来的，很容易就变成廉价的愤世嫉俗的表述。所以，我认为小说书写现实的前提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学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个人化的对于世界的看法，必须深入生活现场，进行深刻的思考，倘若写作现场没有一个鲜活的自我，没有对现实生活和现象深入思考，那么这种写作无疑是无效的。为此，在这里我想以作家方方的《万箭穿心》和王安忆的《众声喧哗》两篇作品为例，粗浅地谈谈优秀的作家是如何书写与观照现实的。 同样是写市井小民生活，事实上两部小说想要表达的主旨却甚为不同。《万箭穿心》书写的是在爱与恨的世俗生活中触摸人心的脆弱与复杂，而《众声喧哗》表达的却是众声喧哗时代小人物生活的诗意。《万箭穿心》中主人公李宝莉年轻时漂亮能干，但性格过于泼辣、犀利，是典型的武汉小市民。倍感压抑的丈夫马学武为排解生活的苦闷，与同厂的打字员成了秘密情人。李宝莉发现了这一秘密后打电话报警，致使马学武和打字员在小旅馆被抓，继而得知真相后的丈夫跳江自尽。为了抚养儿子，李宝莉干起了只有男人能做的体力活。然而这一切换来的却是大学毕业后儿子与她断绝母子关系的结果。当她最终选择离开家融入喧闹的汉正街，开始正视自己的生活，人性的觉醒使得文本有了更为清晰的意义。对于这部小说，我想说的是，作家在书写人生残酷现实的同时，更多还是要体现对生命个体的思考、关注与解读，因为对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身心刺痛与遭遇的叙写越是苦楚，越能体现出作家内心的深切体恤。《众声喧哗》则延续了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实的细腻笔触，以欧伯伯、保安、六叶三个普通人，生动地再现城市边缘小人物之间的诗意生活。妻子去世后为排遣寂寞开了一爿小小纽扣店的欧伯伯，高大峻拔、有些口吃、在妈妈姐姐的宠溺中长大的年轻保安“囡囡”，离家出走、泼辣能干的东北女人六叶，在上海滩光怪陆离的背景里一旦相遇，无疑便会上演一段市井传奇。他们虽然都是在繁华的都市中过着卑微而琐碎的生活，王安忆却从中看到了生活表象下小人物的生存现状与人性的复杂，绵密的写实不仅“超拔而出清澈禅机”，更于喧嚣中的静寂再现了卑微中生活的质地。 出于所处地域不同，方方和王安忆都竭力在自己熟悉的场域书写现实中小人物的生存与命运，也正是这种对现实的观照，使得她们的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价值和意义，亦使得她们的写作呈现出了独特的自我风格。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的某种追求，我相信一方面是为理解人性内在的丰富与繁杂而存在的，一方面必须有现实的人文关怀和时代担当的情怀。虽然小说是依靠想象和虚构为手段，但作为一名小说写作者，只有贴近、深入生活，才能够超越现实，以笔下蕴含对人物和人类的温暖的爱意传达出人性的美好。所以，作家不仅要善于感知和捕捉现实社会中人物的鲜活特质和故事脉络的节拍，更要在书写中通过个人的理性思考和感性感知表达出对人物和故事的时代理解以及再创造中有新的时空发现：即开掘故事的深度，超越生活表象，直抵生活和人性本质。而眼下我们能做到的，或许就是在纷繁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时刻保持清晰的观察与客观的心态，以个人情感和认知，以及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努力去书写众生相，才能在个人观照现实中更好地书写众生在新时代下的生存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